肖申克的救赎(41)_斯蒂芬·金

四一

　　“何况，”杜山德又坐回摇椅，“你是金头发、蓝眼睛。我的眼睛也是蓝的，我头发没白以前也是黄色的。你可以告诉我你家的历史，你的阿姨、叔叔、父亲的同事、母亲的小嗜好，我会记下来，两天后我就会全忘了——这些日子我的记忆力好像弄湿了的毛巾，一拧就干——但我会把东西记得够久的。”他微笑着，“我以前连希姆莱都能对付，如果连一个美国中学老师都骗不过，那我早该进棺材了。”

　　“也许。”托德慢慢说，杜山德看得出来，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提议，眼中透着轻松的神情。

　　“不——是当然！”杜山德说。

　　他开始咯咯干笑起来，摇椅嘎吱作响。托德看着他，起先有一点害怕和困惑，但过后他也笑了。两人坐在杜山德的厨房里笑个不停。杜山德坐在敞开的窗口旁边，温暖的加州微风阵阵吹来，托德坐在厨房椅子上，他把椅子往后一歪，让椅背靠着烤箱门，烤箱门的白色琺瑯上有一道道杜山德划火柴留下的黑印子。

　　橡皮爱德华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下雨时他老是喜欢在球鞋外面套上橡胶鞋套。他身材瘦长，老爱穿凯兹牌球鞋到学校上课。他喜欢轻松装扮，认为这样才能和学校里一百零六个十二到十四岁不等的小孩打成一片，做好辅导工作。他总共有从蓝到黄五双球鞋，所以学生除了叫他“橡皮爱德华”，也称他“球鞋鬼”。他在大学的绰号是“苦瓜脸”，如果他晓得连这个绰号都泄漏出去了，一定会觉得很丢脸。

　　他很少打领带，经常穿套头上衣，自从六十年代大卫·麦卡伦在电视剧中以这副装扮带动流行之后，他就一直是这副打扮。念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看到他来了，就会喊：“那个穿套头毛衣的苦瓜脸来了！”他在大学时主修教育心理学，私底下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辅导老师，他能和孩子打成一片，和他们实话实说。他能和孩子们一起闲扯，当他们发泄情绪时，也能沉默地倾听。他了解他们的烦恼，因为他知道当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受人欺负而张皇失措时，会觉得自己多么没用！

　　他自己在回想十三岁的成长经验时，仍然觉得很不愉快，他猜这就是成长于五十年代，以及背着讨厌绰号跨入六十年代的美丽新世界要付出的代价吧。

　　当托德的祖父进入办公室、关紧玻璃门后，橡皮爱德华恭敬地站起来，但却很谨慎地未绕过桌子来迎接他，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脚上穿着球鞋，有些老派的人不了解穿球鞋有助于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爱德华心想，这老头子倒是打扮得挺时髦好看的，白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洁净笔挺的三件式西装上，打着整整齐齐的灰色领带，左手拿了一柄黑伞（从周末起，外面就下着濛濛细雨），拿伞的姿态倒有几分像军人。几年前，橡皮爱德华和太太桑卓拉一起迷上了推理小说家波罗西·塞耶斯的作品，几乎读遍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部塞耶斯的小说。而在他看来，眼前这位老先生不啻塞耶斯笔下的神探温西爵爷在现实人生中的翻版，是七十五岁的温西爵爷。他在心里提醒自己，回家后一定要告诉桑卓拉这件事。

　　“鲍登先生。”他恭谨道，伸出手来。

　　“幸会。”鲍登说，和他握握手。爱德华很小心地没有像平常跟其他家长握手那样把对方的手握紧，从老人家伸手的样子，他知道对方大概有关节炎。

　　“幸会，富兰契先生。”鲍登又重复道，在椅子上坐下来，很小心地拉平裤子，并把伞放在两脚之间，身体稍微倚靠着雨伞，他的样子像是一只野外的老秃鹰突然跑进了爱德华的办公室。他说话带点外国腔，但不像温西爵爷那种上流社会的英国腔，而比较像欧洲腔，不过他和托德长得太像了，尤其是鼻子和眼睛。

　　“我很高兴你能过来，”爱德华说，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虽然通常都是学生的母亲或父亲来——”

　　当然开场白一定是这么说，根据他累积了十年的辅导经验，如果来见老师的是叔叔、阿姨或祖父母，学生的家庭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如果症结就在于家庭问题，爱德华倒是可以松一口气。家庭问题是很严重的，但像托德这么聪明的学生如果染上吸毒的恶习就更糟了。

　　“当然，”鲍登努力做出又难过、又生气的表情，“我儿子和媳妇问我能不能过来跟你谈谈这件遗憾的事情，富兰契先生，请相信我，托德是个好孩子，他在学校表现失常只是暂时现象。”

　　“我们也希望如此，鲍登先生，你要想抽烟的话，请不要客气，虽然学校里禁止抽烟，不过我不会说出去。”

　　“多谢。”

　　鲍登先生掏出半包压得半扁的骆驼牌香烟来，把一根弯弯曲曲的香烟叼在嘴里，又掏出一根火柴，在鞋跟划过，点燃了香烟。他吸了第一口后便咳了起来，这是老年人的通病，然后他晃动火柴让它熄灭，丢进爱德华推过来的烟灰缸里。橡皮爱德华观看着老人家的举止，对于这一切的一板一眼十分着迷。

　　“我们应该从哪里谈起？”鲍登说，他透过烟雾，满面愁容地看着爱德华。

　　“你知道，从托德的父母请你代他们来学校，我就已经猜到几分了。”爱德华亲切地说道。

　　“是啊。”他双手交叠，香烟夹在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挺直了身子，抬起下巴。他的模样有点像普鲁士人，爱德华心想，令他想起小时候看的战争片。

　　“我儿子和媳妇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鲍登一字一句地说，“非常糟。”他的眼睛虽然老了，不过炯炯有神，看着爱德华把一个公文夹打开放在他面前，里面有几张纸，但不多。

　　“你认为托德成绩退步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鲍登倾身向前，蓝眼睛一直盯着爱德华的棕眼珠，沉吟良久才说：“托德的母亲酗酒。”

　　然后他又恢复原先正襟危坐的姿势。

　　“呃。”爱德华说。

　　“是的，”鲍登严肃地点点头，“孩子告诉我，有两次他回家的时候，看到母亲趴在厨房桌子上，他晓得我儿子对于她酗酒问题的感受，因此他动手做晚饭，而且给妈妈喝黑咖啡，让她在父亲回来之前清醒过来。”

　　“真糟糕，”爱德华说，虽然他听过更糟的情况，例如母亲有毒瘾、父亲对儿女施暴等。“鲍登太太是不是该考虑去找专家来协助她戒酒？”

　　“孩子劝她去，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她觉得难为情，也许还要再过一阵子……”他手里夹着香烟做了一个手势，在空中留下一道烟圈。“你懂吗？”

　　“当然，”爱德华点点头，对于他划烟圈的功夫大感赞叹，“你儿子……托德的父亲……”

　　“他当然也有不是之处，”鲍登严厉地说，“他经常加班，不回家吃饭，晚上突然跑出去……我告诉你，富兰契先生，他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远比他留给蒙妮卡的时间多，在我们那个年代，家庭可是比什么都重要，我猜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确实，”爱德华热心地回应。他的父亲是洛杉矶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警卫，他很少看见父亲，只有在周末和假期才看得到他。

　　“这也造成一部分的问题。”鲍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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