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赎(27)_斯蒂芬·金

二七

　　“俄国人来以前，你早一步离开巴汀，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有人说你在那儿发了财，用你从德国带出来的黄金投资毒品。总之，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你躲在墨西哥市，然后——”

　　“孩子，我看你是疯了。”他患了关节炎的手指不住地抚弄畸形的耳朵，没牙的嘴微微惊恐地颤抖着。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期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托德说，更加笑容可掬，“我猜也没人知道，或至少没有人走漏风声。不过有个以色列情报员曾经在古巴发现你的踪迹，就在卡斯特罗上台前不久，你在一家大旅馆当门房。当叛军进入哈瓦那时，你也失踪了。一九六五年你出现在西柏林时，他们差点抓到你。”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托德握紧拳头。杜山德的目光落在这营养充足的美国男孩双手上，这双手仿佛生来专门拿来做肥皂盒汽车模型。托德确实做了不少，一年前，他还在父亲的协助下，做了一艘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模型，几乎花了他四个月的时间，现在那艘船放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杜山德说，由于没装假牙，他的语音含糊不清，托德很不喜欢，因为听来很不悦耳，很不……地道，电视片中的德国军官都比杜山德更像纳粹。不过在他的时代，他一定是个真正的纳粹。在一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报道中，作者曾说他是巴汀的血腥魔王。“快走！小鬼！否则我要叫警察来了。”

　　“杜山德先生，你最好叫他们来，还是你宁可我称呼你杜山德先生^[11]？”他继续笑着，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这是他从小就乖乖地一天刷三次牙、而且使用含氟牙膏的结果。“自一九六五年后，没人再看见过你……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市中心公共汽车上看到你。”

　　“你疯了。”

　　“如果你想叫警察的话，”托德笑道，“请便，我就在这里等着，但是如果你不打算叫警察来，何不让我进来？我们可以谈谈。”

　　老人看着这个笑容可掬的男孩好一阵子。鸟儿在树上啁啾叫着，隔壁一条巷子内，马力强大的除草机正轰隆隆响着，更远点的闹市上，汽车喇叭声此起彼落，透露着商业生活的繁忙。

　　托德不禁怀疑起来，他不会搞错了吧？他会搞错吗？他可不这么认为，但这不是学校功课，这是真实人生，因此当杜山德终于说：“如果你想进来的话，你可以进来坐一会儿。不过你要明白，我只是不想跟人过不去而已。”托德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当然，杜山德先生。”托德说。他走进屋子，杜山德把门关上，也把明亮的早晨关在门外。

　　屋内发出一股霉味，有点像托德家里请完客后，母亲还没来得及清理、还没把窗子打开透透气的味道，不过这里的味道更难闻，混合着酒味、油炸食物味、汗味、旧衣服味，还有药膏味。玄关处很昏暗。杜山德勾着头，好像一头秃鹰静静等着受伤的猎物放弃挣扎求生一样。在这一刻，尽管杜山德满脸胡碴、一身赘肉，托德还是可以想象他当年身穿党卫军制服的模样，比过去在街上看到的杜山德都更能显露出他的本来面貌。托德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但只是稍稍害怕了一下而已，他旋即恢复冷静。

　　“我应该告诉你，万一我遭到什么不测——”他才开口，杜山德穿着拖鞋踢跶踢跶地走过他身边，一直走进客厅。他轻蔑地挥挥手，托德感到血往上冲，漫过他的喉咙和面颊。

　　托德跟着他，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开始动摇。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状况。不过他会有办法解决，事情总是会步上轨道的，绝对会。当他跨进客厅时，他又开始微笑了。

　　结果又再度令他失望，不过他早该有心理准备的，墙上当然没有希特勒神气活现、眼神随着你走动而流转的油画，也没有看到玻璃柜中陈列着勋章或墙上挂着纪念宝剑，壁炉架上也看不到华尔瑟警用手枪（事实上，这里根本没有壁炉架）。托德告诉自己，这家伙若把这些东西放在看得到的地方，一定是疯了。不过这和他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差太多了。这是典型靠微薄养老金过活的老人家的客厅，假砖做的假壁炉上挂了一面钟，还有一架黑白电视，电视天线上包了一张锡箔纸，用来改善收视状况。地板上铺着灰色地毯，毛都快脱光了。沙发旁的杂志架上摆着《国家地理杂志》和《读者文摘》，还有《洛杉矶时报》。墙上没有希特勒的肖像和宝剑，倒是挂了一张裱了框的美国公民证书，还有一张女人的照片，那女人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杜山德后来告诉他，那种吊钟形女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

　　“我太太，”杜山德伤感地说，“她在一九五五年死于肺病，那时候我在艾山的一家汽车工厂做事，我很伤心。”

　　托德继续微笑，他走过去，好像是打算把照片中人看个仔细，但他并没看照片，反而伸手去摸小台灯的灯罩。

　　“别动！”杜山德大吼道，托德吓了一跳。

　　“不错，你还真会发号施令，”托德态度很诚恳地说，“很有威严。听说爱西·考科^[12]用人皮做灯罩，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杜山德说，电视上摆了一包香烟，是没有滤嘴的烟。他拿起来向托德扬一扬，“抽烟吗？”他问道，咧嘴一笑，笑得很暧昧。

　　“不，抽烟会得肺癌。我爸以前还抽，现在不抽了。他参加了戒烟协会。”

　　“是吗？”杜山德从浴袍口袋中掏出一包火柴来，漫不经心地在电视机外壳上划了一下，点燃香烟。“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把警察叫来，告诉他们你那疯狂的指控？只要一个理由？快说！电话就在客厅，我想你父亲知道了会打你屁股一顿，之后一整个星期，你吃晚饭时都要坐在软垫上了，呃？”

　　“我父母不相信打屁股的功效，体罚只会引起更多问题。”托德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打过他们吗？有没有脱掉他们的衣服？那些女人——”

　　杜山德闷哼一声，走向电话。

　　托德冷冷道：“你最好别这么做。”

　　杜山德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因为没有戴假牙，稍稍减损了他严肃的语气）：“我再告诉你一次，小鬼，只说一次。我叫亚瑟·登克尔，我只有这个名字，甚至不是因为移民美国才改成美国化的名字。我父亲为我取名亚瑟，是因为他很佩服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我从来都不叫做杜—山德，或者什么希姆莱，也不是圣诞老公公。二次大战时，我是个后备中尉，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柏林之役，我打了三星期。我承认，三十年代后期刚结婚的时候，我是支持希特勒的，因为他结束了不景气，恢复了我们在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中受伤的自尊。我支持他的最大原因，是我终于能找到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而且又买得到烟了，因此我不必在犯了烟瘾时，到水沟里找烟屁股。在三十年代末期，我觉得他还是个伟人，但后来他疯了，听信占星家的胡言，指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甚至还给白朗弟——他的小狗——一粒自杀胶囊。只有疯子才做得出这种事，其实到后来，大家都疯了，一面高唱着纳粹进行曲，一面把毒药喂进孩子嘴里。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我的部队向美国人投降。还记得有个名叫海克梅亚的美国上等兵，给了我一块巧克力糖，我哭了，因为没有理由再打下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被送到艾山，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纽伦堡大审的经过，当戈林^[13]自杀时，我用十四根美国香烟换了半瓶酒，喝得大醉。我获释后就到艾山汽车公司做安装轮胎的工作，直到一九六三年退休为止，后来移民美国。我一直想到美国来，我是在一九六七年变成美国公民的。我现在是美国人，我也投票。我没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没贩过毒，更没在柏林、古巴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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