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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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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庞大的长讲台对面横躺着一排比一排高的座级。我和大家一样就了坐。而我在经过近十五年的光阴之后,又用我当年的目光来看泽马内克,看他宣布说开始审查“扬同志的问题”,我眼前出现了泽马内克当时这么说的情景:“现在我向大家宣读两位共产党员的来信。”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略略停顿一下,拿起几张纸,把一只手插进他那一头长长的卷发,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几乎是轻柔的声音开始朗读。 “死神,你总是姗姗来迟!而我老实说,希望经过许多年之后再同你相会,希望我再过一过自由的生活,再能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唱,多多地在世上游逛……”我听出这是《绞刑架下的报告》。“我爱生活,并且为使它更美好而投入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这是在监狱的铁窗下秘密写下的文字,战后曾被印成数百万册,多少次被广播,在学校里作为必读教材,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作品。泽马内克给我们读了最为著名的几个片断,几乎人人都能背诵的几段。“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两位姐妹;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所爱的并还我以爱的人们……”墙上挂着伏契克的肖像,是著名的素描家马克斯·斯瓦宾斯基作品的复制件。 这位老画家正在他的“巅峰时期”,善于采用各种比喻、象征,如胖乎乎的女人、蝴蝶、花花哨哨的东西。人家说,当同志们在战争刚一结束到他那儿去,要求他按伏契克的一张照片画肖像时,斯瓦宾斯基以他那特有的细腻风格,几笔就把他画出来(侧面像):那神情差不多像个姑娘,脸上透着坚信和热情,那么透亮,那么美,凡认识这位楷模的人都觉得这张肖像比自己记忆中的真人更加生动。泽马内克,继续朗诵,整个大厅静悄悄的,人们聚精会神。 在主席台上,一个胖乎乎的姑娘,满脸钦佩的神色,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朗诵者,他突然改变语调,可以说是声色俱厉,原来读到了那个叛徒米列克“本来是一个坚强的人,在西班牙前线上曾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峻考验中未曾屈服过。而现在他竟在盖世太保的棍棒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背叛。他的勇敢是多么浅薄,如果这种勇敢经不住几下抽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话,他的信仰也是同样的浅薄……他之所以失去力量,是因为他开始只替自己着想,不惜牺牲战友以救自己的皮囊。对怯懦屈服了,由于怯懦而叛变了……”墙上,伏契克漂亮的脸庞沉思着,在我国千千万万公众大厅的墙上,它沉思着,那么漂亮,简直像个充满恋情的姑娘一样光彩照人。我望着它,心里就羞愧,不仅是羞于自己的错误,也羞于自己的颜容。 这时泽马内克正读到最后的部分:“他们可以剥夺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丝妲?可是谁也不能把我们的光荣和爱情夺去。啊!勇敢的人们,如果我们经历了这番苦难又重逢的话,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要怎样生活吗?在辉耀着自由和创作的生活中重逢!那时我们所生活的便是现在我们所幻想的、所志愿的、为之赴汤蹈火的一切!”这最后几句感人肺腑的话一落地,泽马内克就打住了。 后来他说:“这是一封共产党员的信,是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写出来的。现在,我要给你们大家读另外一封信。”说到这儿,他把我明信片上那三句短短的、可笑的、可怕的句子一一读出来。于是他又保持沉默,全大厅也沉默着。我完了,我心里很清楚。好一阵子过去了,泽马内克真是个出色的导演,特别留意不打破这沉默的时刻。终于,他要我表态。我知道我已无法挽回局面,哪怕一丝一毫。 如果说,我不下十次的申辩也没有让人听进去的话,那么今天泽马内克把我的那几句话已经放到伏契克这样的人的绝对尺度之下,我的申辩还会起什么作用呢?但是我又只能站起来说话。我再次解释,我写这张明信片只是闹着玩而已,不过我也谴责了自己这些话说得不是地方,玩笑是粗俗的,我指出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脱离人民,我揭露自己的虚荣心、怀疑一切的倾向、玩世不恭,但我发誓,虽然如此,我对党是忠诚的,无论如何不会与党为敌。 讨论开始了,同志们纷纷批判我的论点矛盾百出;有人问我,一个承认自己玩世不恭的人又怎么能够对党忠诚;一个女同学提醒我以前的某些不光彩的言词,说她想知道,我是否认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嘴里容许吐出这样的话来;还有许多人作了长长的抽象性发言,评论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我正好成为这方面的具体典型;总之,大家认为我的自我检查并不深刻,缺乏诚意。在这以后,那个坐在主席台上、泽马内克旁边的胖姑娘向我提问:“您再想想,那些受盖世太保拷打而没能活下来的同志对您的这些话会怎么说呢?”(我想起了爸爸,我发现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我没有说话。她重申了她的提问,要求我必须回答,我说:“我不知道。”“那您想想,”她不放松地说,“您也许会想得出来的!”她是要我想象死难的同志们说出对我的严厉宣判;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太觉突如其来,一股怒气油然而生,而且这几个星期以来天天自我检查已经精疲力竭,所以我说:“他们那样的人视死如归。他们肯定不会庸俗低级。要是他们读了我的明信片,可能会觉得好笑!” 说实在的,那个胖姑娘其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多少可以挽回一点局面的机会。这在当时是最后一个机会表示理解同志们严厉批评的机会,是我表示对他们靠拢的机会,再斟酌我接受的程度,反过来,再要求大家给予某种谅解。然而,我仓猝之间的回答,等于是我一下子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思维轨道,拒不接受他们给我安排的角色。以前上百次的大小会议、各种程序、多少次的审查都要我扮演一个角色:被告,要沉痛自责(让自己也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以乞得怜悯。 又是一阵沉默。泽马内克终于开口了。他表示,他无法想象在我的反党言论中有什么可以引人发笑的地方。他又一次援引伏契克的话,说在关键时刻,回避问题或怀疑的态度都必然发展为背叛,而党这个坚强堡垒不能容忍内部保留叛徒。我的发言,他接着说,表明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同时表明不仅在党内不应有我的位子,而且我也不配享受工人阶级所给我创造的学习条件。他提议把我开除出党,开除学籍。会场上的人纷纷举手,泽马内克对我说我应该交出党证并离开会场。 我站起来,把党证放在泽马内克面前的主席台上。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其实他早已不再理我。但我,现在,看见他的妻子坐在我的面前,醉意朦胧,两颊通红,裙子撩到腰带那儿。两条粗粗的腿的上方是黑色的弹力三角内裤;两腿一张一合,其节奏标志着十多年来泽马内克生活中的脉搏。我的手搁在这两条腿上,我相信它们紧紧贴着泽马内克的命根子。我望了望埃莱娜的面孔,她的双目半闭着任我抚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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