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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编辑科耶夫的授课内容当然是格诺最重要的学院与编辑工作,尽管这本书中并没有格诺自己的独创贡献。无论如何,在这个黑格尔的经验上,我们获得他对巴塔耶的回忆之珍贵证据,这份回忆也是间接自传性的,在其中,我们看到他在那几年里,参与了法国哲学文化中最错综复杂的争论。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找到这些争论的痕迹,他的小说似乎经常要求一种对博学研究及理论敏感的阅读方式,在当时,巴黎的学术刊物及机构对这些研究及理论都很热衷,尽管对它们的讨论如烟火般,充满了滑稽鬼脸与翻筋斗。这三部作品——《皮埃尔的嘴》(Gueule de Pierre$)、《混合的时间》($Les Temps mêlées$)、《圣格兰格兰》($Saint Glinglin$)(后来被重写,并且以三部曲的形式被收录在《圣格兰格兰》的书名之下)——值得从这个观点来详尽分析。

  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格诺积极参与文学界的前锋派与学院专家的讨论,却仍保持他稳定性格特有的克制与谨慎的话,那么要找出他第一次清晰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便必须等到二次大战发生之前的那几年,那时他在《意志》杂志中发表他的议论,他参与了这份杂志的第一期(1937年12月)到最后一期(1940年5月的德军入侵阻碍了这一期的发行)。

  这份杂志由乔治·佩洛森担任主编(编辑委员中也包括亨利·米勒),它经营的时间就跟乔治·巴塔耶、米歇·莱利斯、罗歇·凯卢瓦所经营的社会学学院(科耶夫、克劳索斯基、瓦尔特·本雅明与汉斯·迈耶也参与其中)一样长。这个团体的辩论是杂志中文章的背景,特别是格诺所写的文章①。

  ﹛①关于这个主题请参考D.Hollier,《社会学学院》(1937—1939)(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79年)。——原注﹜

  不过格诺的论述所遵循的路线,几乎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我们可以引述他在193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来概括这条路线:“另外一个高度妄想却非常普遍的想法,是在灵感、探索潜意识与解放之间建立等同的关系;在机率、自动反应与自由之间建立等同的关系。这项灵感在于盲目遵循每一股冲动,事实上,它是一种奴役的形式。古典作家遵循一些他所熟悉的规则来写作悲剧,诗人则是将掠过他脑海里的事物写下来,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其他规则,相比之下,古典作家要自由得多。”

  格诺将现代关于超现实主义的争论放一边,此处他清楚表达在他的美学及伦理学中的几个常数:他拒绝“灵感”或是浪漫的抒情主义,也拒绝对于机率及自动联想的崇拜(这是超现实主义的偶像),相反地,他欣赏一部被建构、完成、完整的作品(之前他曾经发起反对不完整、断片与速写诗学的运动)。不仅如此:艺术家必须充分意识到他的作品所遵循的美学规则,以及作品的特殊及普遍意义,它的功能及影响。当我们想到格诺的写作方式似乎只遵循即兴及滑稽的奇想时,他的“古典主义”理论便令人惊讶;然而我们正在讨论的文章(《艺术是什么?》,以及它的补充文章《或多或少》,两篇皆写于1938年)具有他从未舍弃的忠诚表白地位(尽管挑衅及劝诫的年轻语调在格诺晚期的作品中消失了)。

  因此我们更有理由惊讶于反超现实主义的争议,会导致格诺(偏偏是他!)攻击幽默。他初期在《意志》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是对于幽默的责骂,它当然是与当时的议题相关,甚至是与当代的习俗相关(他所反对的是简化与防御性的幽默前提),不过在此处,重要的是pars construens(建设性过程):他称颂完全喜剧,也就是从拉伯雷延伸至雅里的那条路线。(在二次大战之后,格诺立刻回到布雷顿的黑色幽默的主题,以便检视在恐怖的战争经验中,黑色幽默如何经得起考验;在后来的笔记中,他又注意到布雷顿对这个问题的道德寓意所作的澄清。)

  他在《意志》的文章中反复攻击的另一个目标(此处我们应该试着让这些文章与他后来身为百科全书编辑的角色协调),便是落在现代人身上那些没完没了的大量资讯,它们并没有形成现代人存在的完整部分,亦非必不可少。(“一个人与他真正知道的事物之间的一致性……一个人与他自认为知道、事实上却不知道的事物之间的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说,格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表的议论可分为两个方向:反对创作便是灵感,反对“伪知识”。

  因此,我们必须将格诺身为“百科全书编辑”、“数学家”与“宇宙论者”的角色小心定义。他的“智慧”的特征是他对于全盘知识的需要,同时他也有极限的概念。此外,他对于任何类型的绝对哲学感到缺乏自信。他在一部写于1943—1948年间的作品中,画出了科学循环的轮廓(从自然科学到化学及物理,以及从这些科学到数学与逻辑),在这个轮廓中,科学朝向数学化的一般趋势颠倒过来,而当数学与自然科学所提出的问题产生接触时,数学便被转化了。因此,在逻辑被当做人类智慧运作模式的地方,这条线可往任一方向延伸,让自己变成圆圈,如果皮亚杰所说为正确的话:也就是“逻辑是思想本身的公理化”。关于这一点,格诺补充道:“不过逻辑也是一种艺术,而将事物变成规则是一种游戏。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科学家们所建立的理想,并不是将科学呈现为知识,而是规则与方法。他们提供(无法定义的)观念、公理与指示,以供使用,简言之,他们提供的是由惯例所构成的系统。不过这难道不是一种游戏吗?就像下棋或桥牌?在研究科学的这个层面之前,我们必须深思以下这一点:科学是知识吗?它会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吗?就算(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在探讨数学,我们对数学又知道些什么呢?明白地说,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点、数字、群、组、函数,就像我们不‘知道’电子、生活、人类行为。我们不知道函数与微分方程的世界,就像我们不‘知道’地球上具体的日常生活。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科学社群所接受(同意)为真的方法,这个方法还有一项优点,便是与制造技巧相关。不过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游戏,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被称为‘益智游戏’的事物。因此整个科学以最完整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它既是技术,也是游戏。也就是说,与另外一项人类活动呈现的方式不相上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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