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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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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达:《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 卡洛·艾米洛·加达在1946年开始写作《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时,心里所想的是一部侦探小说,不过也是一部哲学小说。侦探情节的灵感来自于当时发生在罗马的一桩罪行。而哲学小说则是根据小说一开始便陈述的一项概念:如果我们为每一个结果只寻找一个原因,那么什么都不能获得解释,因为每一项结果都由许多不同的原因所决定,而每一个原因的背后又有许多原因。因此,每一桩事件(例如罪行),就像是百川纳入的旋涡,每一股水流都由不同的水源所驱动,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每一项都不能被忽视。 世界是“包含众多系统的系统”,这样的视野在加达的一本哲学笔记本中得到阐释,而这本笔记是人们于他死后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米兰沉思录》)。作者从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出发,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建构出他自己的“方法论”。系统中的每一项元素,本身也是一个系统;每一个单一的系统都连结到它所属的谱系的系统;而一项元素的改变则意味整个系统的改变。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项认知哲学如何被反映在加达的风格中:这首先反映在语言当中,他的语言融合了通俗与博学表达方式,内心独白与反复推敲的散文,以及不同的方言与文学引文;其次是他的叙事组合,其中,微小的细节呈现巨大的比例,最后占据了整个画面,从而掩盖全部的图案,或是让图案变得模糊不清。这便是这本小说中所发生的情况,侦探故事逐渐被遗忘:或许我们就要发现凶手是谁,以及他犯案的动机,可是作者对于母鸡以及它在地上的排泄物之描述,却变得比案情的揭晓还要重要。 加达想要传达的是生命的沸锅、现实的无尽分层、知识解不开的结。这个普遍复杂性的形象被反映在最轻微的事件或物品上,当它达到最极致的迸发时,我们不必去思索,这本小说是注定要完不成的,或是它可以无限继续下去,在每一段插曲中开启新的旋涡。加达真正想传达的是这些纸页中拥塞的过剩,透过这些纸页,一个别无二致的复杂的物体、组织和象征具体成形,那就是罗马城。 因为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一点,也就是这本小说并不只是想要成为侦探小说与哲学小说的混合而已,这也是一本关于罗马的小说。永恒之城是书中的真正主角,带着她的社会阶层,包括从最中等的中产阶级,到罪恶的地下世界,存在于她的方言语调中(以及不同的方言,特别是南部的方言,它们在这个熔炉中往上冒泡),存在于她外向的本质与最幽暗的潜意识中。在这座罗马城,现在与神秘的过去混合在一起,众神使者赫耳墨斯与喀耳刻被唤起,他们与最微不足道的意外产生关联。在这座城中,侍女或小偷名为埃涅阿斯、狄俄墨得斯、阿斯卡尼俄斯、卡米拉,或是拉维尼亚,就像维吉尔作品中的男女英雄。新写实主义电影(在当时,它正是如日中天)中的那个吵闹、邋遢的罗马,在加达的书中却获得文化、历史与神话的深度,这是新写实主义所忽略的。甚至艺术史中的罗马也加入进来,带着和文艺复兴及巴洛克绘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描绘圣徒赤脚的段落,他们都有巨大的脚趾)。 一本关于罗马的小说,由一名非罗马人所写。事实上,加达来自米兰,而且强烈认同他出生城市的中产阶级,他眼看着中产阶级的价值(实用性、技术效率、道德原则)正被占优势的另一个意大利所颠覆,那是一个欺诈、吵闹、肆无忌惮的意大利。可是尽管他所写的故事以及他最具自传性的小说《与忧伤相识》植根于米兰的社会与方言,让广大读者注意到他的,还是这本大部分以罗马方言所写成的作品,几乎涉及到它最可憎的层面,像是巫婆的夜半集会,仿佛他一直置身于罗马,才有了如此的观察与理解。(然而,在加达写作《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时,他对罗马的了解,仅来自于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罗马住过几年的经验,当时他受雇为梵蒂冈的暖气设备监工。) 加达是个矛盾的人。身为电工工程师(他使用他的专业技术大约十年之久,大多是在海外),他尝试用科学、理性的想法,来控制他极度敏感与神经质的性情,不过却适得其反;他用写作来发泄他暴躁、恐惧与冲动的憎世情绪,而在真实生活中,他用来压抑这些倾向的方法,是戴上绅士的面具,一位来自殷勤有礼的以往岁月的绅士。 就叙事结构与语言来看,他被批评家视为革命者,是表现主义者或是乔依斯的追随者(他从一开始就享有这样的声名,即使是在最排外的文学圈子里亦然,而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先锋派年轻作家承认他为模范之后,这样的声名又被加强)。可是就他个人的文学品味来看,他则是热衷于经典与传统(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沉着且睿智的曼佐尼),他在小说艺术上的模范则是巴尔扎克与左拉。(他拥有十九世纪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某些基本优点,例如通过身体上的细节,来描绘人物、环境与状况,也通过身体的感觉,诸如在午餐时啜饮一杯酒,这本书的开场便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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