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经典(58)_卡尔维诺

五八

　　帕斯捷尔纳克从俄罗斯和苏联前卫运动那些血腥岁月中，保留了对未来的向往，保留了对历史如何缔造的满怀感情的探问；而他写了这样一本书，它像一颗来自一个现已终结的伟大传统的晚熟的果实，这果实在其孤独的旅程终结时抵达我们这里，而且竟然成为一本与现代西方文学那些较重要的作品同时代的书，并含蓄地对后者表示赞许。

　　事实上，我相信在今天，一部建构得“如同在十九世纪”、其情节跨越数十年、以大量篇幅描写社会的书，必定要有一种怀旧、保守的视域。这就是我不同意卢卡契的众多原因之一：他的“前景”理论可以掉转过来反对他自己最喜爱的类型。我相信，我们时代是具有自传式记述性质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时代，这并非偶然。今天，一部真正的现代叙述作品，只能把其诗学力量倾注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时代），揭示这时代作为一个决定性和无限重要的时刻的价值。因此，它必须是“在当下”，在我们眼前铺开情节，像希腊悲剧那样保持时间和行动的一致性。相反，今天如果有谁想写一部“史诗式”的小说，除非这是纯属修辞意义上的小说，否则这部小说的诗学张力就必须落在“过去”①。帕斯捷尔纳克也是这样，但不尽相同：在历史方面，他的立场很难轻易简化成这类简单的定义；他的小说也不是一部“旧式”小说。

　　﹛①哪怕在十九世纪，如果我们细心些看，会发现使伟大小说的摹拟变得活灵活现的，也是对过去的缅怀，但那是一种对现在持批判性的、甚至革命性的态度的怀旧，就像马克思分析巴尔扎克和列宁分析托尔斯泰时所清楚表明的。——原注﹜

　　就技术而言，把《日瓦戈医生》放置在二十世纪对小说的解构“面前”，是没有意义的。要解构它，有两种主要方法，两种都见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本书里。第一是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打碎成一种感觉的直接性，或打碎成一种难以触摸的记忆的尘云；第二是把情节变成情节本身的技术部分，以它自身的价值来考虑它，就像一个几何形轮廓，再引向戏拟，引向顽皮的“小说中套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将玩弄“长篇小说惯技”推至极端：他建构一个有持续不断的巧合的情节，这些巧合横跨整个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其中有约十五个人物什么也不干，除了互相撞个正着，仿佛那里就只有他们，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骑士诗中查理曼麾下那些在抽象地理上驰骋的骑士们。这仅仅是作家为了好玩吗？开始时，它的意义不止于此：它意图表现一个由各种命运构成的、把我们不知不觉连在一起的网络，也就是使历史解体成一个交缠着各种人类故事的综合体。“他们全都在同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有些人不认识另一些人，另一些人永远无机会互相认识，有些人情况还不清楚，另一些人等待下一次机会、下一次见面，然后才有结果。”（4.10，C137）①但是，这个发现所激起的情感没有维持很久：一系列巧合最后仅仅表明作者意识到他在使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形式。

　　﹛①4.10表示第四章第十节，C137表示中译本页码。但这里的译文并非直接引用中译本。下同。——译注﹜

　　有了一种传统手法及其总体结构，帕斯捷尔纳克在写这本书时便享受了绝对的自由。有些部分他充分地描写，另一些部分仅是留下轮廓。有时是详细记叙某些日子和月份，有时突然换档，寥寥几行就把几年草草带过：例如，在结尾部分，他以极大的密度和活力，用二十页篇幅在我们眼前铺开了“清洗”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地，有些人物他一再轻轻掠过，根本不想让我们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就连日瓦戈的妻子东尼娅也属这个范畴。简言之，这是一种“印象式”的叙述类型。就连心理也是印象式的：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向我们明确解释他笔下人物的行为的合理性。例如，拉拉与安季波夫之间和谐的夫妻关系为什么突然破裂了，而他除了奔赴前线别无其他出路？帕斯捷尔纳克就此说了很多话，但不是不够就是多余：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这一总印象。他对心理、性格、情景不感兴趣，而只对更笼统更直接的东西感兴趣：生命。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

　　就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和《日瓦戈医生》的基本核心神话而言，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一致性：大自然的运动，它包含并影响其他一切事件、行为或人类感情；还有就是在描写暴风雨的肆虐和融雪时的史诗气势。小说是这种气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诗人试图在一次论述中同时包含自然和既是私人也是公共的人类历史，以提供生命的总定义：1917年日瓦戈的火车驶向莫斯科时，石灰的味道和革命群众的喧嚣（第五章第十三节）。大自然不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浪漫的象征来源，不再是一本查阅他的主观思想的词典，而是一种以前、以后、到处存在的东西，人不能改变它，而只能设法去理解它——通过科学和诗歌，并且是出色地①。帕斯捷尔纳克承接托尔斯泰对历史提出的激辩（“托尔斯泰不把他的思想推向结论……”［14.14，C525］）：不是大人物创造历史，也不是小人物；历史运作如植物王国，如春天树木的转变②。由此衍生出帕斯捷尔纳克的看法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他对历史怀有一种神圣感，历史被视为一种庄严的存在，超越人，哪怕在悲剧性之中也是高洁的；一是对人的所作所为隐含不信任，包括人建构自己的能力、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刻意改造。日瓦戈的经历引致沉思，引致一心只求获得内在的完美。

　　﹛①应该有人来研究和分析人对自然的屈服（自然不再被视为异者，这种屈服近年一再被表达出来，包括狄伦·托马斯的诗歌和“非形式主义者”的绘画）。——原注﹜
　　﹛②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历史”一词：这里所使用的历史，是指历史与自然同化，另一个历史是作为基督建立的个人王国的历史。帕斯捷尔纳克的“基督教精神”——尤其是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及其弟子米沙·戈尔东以格言表达的基督教精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的笃信宗教毫无关系，而是属于这样一个脉络，即对福音书的一种象征性、美学化的阅读和强有力的解释。纪德亦沉醉于福音书，唯一不同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这里强调一种更深刻的人类悲悯意识。——原注﹜

　　作为黑格尔直接或间接的后裔，我们以一种不同的、如果不是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历史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同意帕斯捷尔纳克那些“意识形态”的段落。但是，其灵感源自他那动人的历史—自然观的叙述部分（尤其是小说上半部分）所传达的那种对于未来的向往，却是我们认识因而能够认同的。

　　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神话般的时刻是1905年那场革命。他在1925年至1927年的“介入”时期的长诗，写的就是这个年代①，《日瓦戈医生》正是从那个年代写起。那时候，俄罗斯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怀有非常不同的潜能和希望：政治、道德和诗歌都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齐步前进。“‘小伙子们正在开枪，’拉拉想。她指的不只是尼卡和帕沙，而是整座在开枪的城市。‘善良、诚实的小伙子们，’她想，‘他们都善良，所以才开枪。’”（2.18，C59）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1905年那场革命包含所有青春的神话，以及某一文化的所有出发点；这是一个高峰，他从这高峰察看本世纪上半叶的崎岖地形，而他以透视法观看，近旁的山坡尤其清晰、详细，而当我们随着他的视野望去，今日的天际就在迷雾中渐小渐淡，只见到一些显眼的怪标志。

　　﹛①由安杰洛·玛丽亚·里佩利诺翻译的《1905年》和《舒密特中尉》等诗的意大利译文，见帕斯捷尔纳克《诗选》（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57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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