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大会(2)_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二

　　这种酒店95%的住客都是来开会的。如果是自己来玩的游客——翻领上不会别着名片，手里也不会拎着塞满会议日程和备忘录的手提箱——那和沙漠里的珍珠一样稀罕。除了我们这个会以外，同时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会议还有学生抗议活动资深组织者全会、自由文学出版大会，以及火柴盒收集者大会。按规矩，同一个组织的会员一般会分到同一层房间，但酒店方面看来是为了向我致敬，给了我一个100层的房间。这一层楼自带棕榈树林，林间有个女子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精妙绝伦的脱衣舞。本来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些福利，但不幸的是，没有别的空房间了，我也只能客随主便，他们安排哪儿就住哪儿了。

　　我在那一层的餐厅刚落座，就有一个肩膀宽厚的家伙从肩上取下一把厚重的双管猎枪，把枪管顶到我鼻子下，嘎嘎笑着问我，这把“教皇杀手”怎么样。这家伙一脸乌黑发亮的络腮大胡子，从胡子上简直可以读出他最近一周的菜单。我没明白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也知道最好不要多嘴。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安静。果然，随后他就向我坦白，他那把强力双管枪安装了激光寻的瞄准镜、三连发扳机和自动填弹器，是为刺杀教皇而定制的。他一边嘴上滔滔不绝，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照片，照片上他正在向一个戴小白帽的人像认真瞄准。他说他已经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准备好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去圣彼得大教堂枪杀圣父^[3]。我一个字也不信，可是，他一边唠叨，一边一样一样地给我看他的机票、酒店订单、游客专用弥撒经书、美国天主教会朝圣团行程表，还有一袋弹夹，每颗子弹头上都刻着十字。

　　为了省钱，他只买了单程机票，因为他完全能预料到愤怒的信徒们会当场把他撕得粉碎，而这种预期似乎更让他兴高采烈。我当即假设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职业的极端主义分子（这些日子并不缺这种人），但我还是错了。虽然他不得不反复爬下高凳，因为那把枪一次又一次滑到地上，但他还是滔滔不绝，向我坦白他其实是个忠实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悉心策划的这次行动——他称之为P计划——是个绝佳的牺牲，因为他想激发世界的良知，还有什么比这种极端行为更能激发良知呢？他的行为，正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受命对以撒^[4]所做的事，只是反过来，不是要杀子，而是要杀“父”，而且是个圣父。与此同时，他跟我解释说，他将达成一名基督徒所能达成的终极殉道，因为他的身体将遭受惨烈的酷刑，他的灵魂将永久堕入地狱——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打开世人的双眼。“真的，”我心想，“让我们大开眼界的狂热分子，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有被他的雄辩说服，道了个歉离开了，去拯救教皇——其实是去找人披露这个阴谋。但我在77层的餐厅撞见了斯坦特，没等我说完，他就告诉我哈德良十一世^[5]上次接见美国旅游团，收到的礼物中就有两个定时炸弹，还有一桶液体——不是圣酒^[6]，而是硝化甘油。直到听到最近本地游击队邮寄了一只不知是谁的脚到美国大使馆，我才有点理解斯坦特的无动于衷。我们聊到一半，他被人叫去听电话，好像是有人在罗曼纳大街点火自焚了，不知是在抗议什么。77层的餐厅和我们楼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许多赤足姑娘身着及腰渔网装，有的腰间佩剑，有些姑娘的长辫按最新时尚，系在项圈上，有的项圈还带刺。

　　我不太确定她们是女火柴盒收藏家，还是自由出版协会的秘书——看到她们分发的一些彩色传单，我感觉更有可能是后者。我又往下走了九层，来到我们未来学家所在的楼层，在餐厅跟法新社的阿尔方索·莫万喝了两杯酒。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拯救教皇，但莫万对我的故事泰然处之。他提到上个月刚刚有个澳大利亚朝圣者在梵蒂冈开枪，虽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因。莫万正在等待采访某个叫作曼纽尔·皮尔胡罗的人。这位皮尔胡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国保安局、国际刑警，还有一堆其他警察机构通缉。看来他有一门新生意，向公众提供一种新服务，作为一名专业咨询师，专门指导怎样用爆炸来实现革命（他通常化名为更为人所知的“轰隆博士”）。

　　皮尔胡罗为自己的工作绝无政治偏向而自豪。这时有位漂亮的红发女孩来到我们桌前，她的衣服看起来像一袭睡袍，只是布满了弹孔。她是游击队派来的，任务是把一名记者带回他们总部。莫万起身跟她走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皮尔胡罗的传单。我看了传单才了解到，以前的那些笨蛋实在太业余了，既分不清甘油炸药和麦林炸药，也分不清雷酸汞和最简单的比福德引线；想要革命的话，到了另寻高明的时候了。这份广告说，在当今专业分工高度精细化的时代，谁也不该自行其是，而是应该委托那些最具资质的专业人士，充分信任他们的特长和诚信。传单背面列出许多服务，标价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发达开化的那些国家的货币。

　　这时未来学家们纷纷来到餐厅集合，但其中一位，麦什肯纳瑟斯教授，冲进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他房间里有个定时炸弹。酒保显然早已习惯类似情形，下意识喊了一声：“卧倒！”立即扑倒在柜台下面。不过酒店侦探很快发现这只是某个同事跟教授开玩笑，把一个普通的定时闹钟放进了他的饼干盒。也许是个英国人，因为只有他们喜欢开这种幼稚的玩笑。这事很快就被大家抛到脑后，因为斯坦特和另一名合众社记者J. G. 豪勒带着美国政府发给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文件进来了。

　　这份文件是关于被绑架的外交官的，文字就像其他这类官方公报，完全没提牙齿或脚是谁的。吉姆告诉我，当地政府可能要诉诸严厉措施了。目前的掌权者阿波伦·迪亚兹将军倾向于鹰派立场，主张以牙还牙。已经向国会提交了反击提案（国会永远都在召开紧急会议）：绑架者要求释放的那些政治犯，每人拔双倍的牙齿，寄到邮局去留局待取，因为不知道游击队总部的地址。《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舒尔茨伯格^[7]的社论，呼吁常识回归，呼吁全人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斯坦特私下又悄悄告诉我，政府已经征用了一列满载秘密军用物资的火车——都是美国政府财产——那火车前往秘鲁，正好路过哥斯达黎加领土。不知为啥，游击队还没想到要绑架未来学家，虽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个更好的主意，因为现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学家比外交官多得多。

　　100多层的高楼本身就像个巨大的生物，简直是个与世隔绝的温柔乡。楼外面的新闻层层过滤之后才得以进来，就像是地球另一边的新闻。到目前为止，这些未来学家还没有慌乱，希尔顿的订票柜台还没有围满房客要订机票飞回美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大会的开幕式和招待会定于两点开始，我赶回房间，换好睡衣，搭电梯下楼来到46层的紫厅。门厅里有两名让我惊艳的女孩，穿着上空的宽袍，胸脯上的刺青是勿忘我和雪花。她们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亮闪闪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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