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外国作品 >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 | 上页 下页 |
| 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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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得买一个新的钥匙链。”伊戈尔医生一边想,一边打开了他那位于维雷特的小诊疗室的门。旧的那个摔碎了,装饰用的小徽章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俯身捡起它。这个徽章是卢布尔雅那的标志,该怎么办呢?最好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找人重新镶一下,做一个新的皮环就行了;或者可以送给他的孙子玩儿。这两个选择听上去仿佛都很可笑,钥匙链本来也不值什么钱,他孙子对徽章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小子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玩儿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把它扔掉,而是放在兜里,想以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因此,他是疯人院的院长,而不是病人,因为作决定时他总会瞻前顾后。 他开了灯。冬天越来越长,天亮得越来越晚。缺乏阳光、环境改变和离异是抑郁症患者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着春天快点到来,这样一大半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他看了一眼日程。他需要研究一些治疗方案,使爱德华不至饿死。精神分裂让一切无法预料,他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不吃了。伊戈尔医生给他开了营养液,但这可不是长久之计。爱德华二十八岁,本是身强力壮的人,但就算打了营养液,他也会衰弱下去,最终骨瘦如柴。 爱德华的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知名的大使,九十年代初与南斯拉夫艰难谈判的代表之一。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工作多年,有人中伤他,说他曾为敌人效劳,但他依然留在外交使团,只是这次改换了代表的国家。这是个有权有势,人人畏惧的人。 伊戈尔医生担忧了一会儿,就像刚才担心那钥匙链一样,但是不久他便放宽了心:对于大使来说,儿子的外表好不好看没什么关系,反正他又不打算带他去参加正式的聚会,也不想让儿子陪着去他作为政府代表需要驻守的国度。爱德华会待在维雷特,永远不会离开,或者,至少在他父亲赚取高薪的这段时间,会留在这里。 伊戈尔决定撤掉营养针,让爱德华更衰弱一点儿,直到他自己产生吃饭的欲望。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会写一份报告,把责任推到维雷特领导的医生顾问团上。“如果你不想万劫不复,那就一定要学会分担责任。”这是他父亲教他的。他也是位医生,有几个病人死在他手里,但是当局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开完爱德华的停药处方,伊戈尔医生转而处理下一个病例:报告说,泽蒂卡·门德尔的疗程已经结束,随时可以出院。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证实。对于医生来说,如果在维雷特治疗过的病人家属投诉病没治好,那可真糟透了。但这种事却屡见不鲜——在精神病院待过一阵儿后,病人很少能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这不是维雷特的责任。也不是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其他精神病院的责任,不管在哪儿,这种适应问题都一样存在。正如监狱从来不能把罪犯改造好而只能教他们犯更多的罪一样,在精神病院里,病人习惯了一个非真实的世界,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样,出路便只剩下一条:彻底治好疯病。伊戈尔医生殚精竭虑地撰写着一篇会改变整个精神病学界的论文。精神病院里,暂时性的病人与无法治愈的病人同处一室,社会性退化从此开始。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那个叫泽蒂卡·门德尔的女人一定会再回到疯人院,不过这一次是出于自愿,她抱怨的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这样做只是为了和这些人在一起,因为她觉得他们比外面的人更理解她。 不过,一旦他发现了类矾,即他认为的疯癫的罪魁祸首,他将会青史留名,斯洛文尼亚也将天下闻名。就在这个星期,一个机会从天而降,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的女人。就算给他一座金山,他也不会把这个机会拱手相让。 伊戈尔医生很开心。尽管由于经济原因,他不得不采用医学界唾弃的治疗方法,比如胰岛素休克法,但也正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维雷特的治疗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他不但有时间有条件研究类矾,而且还拥有老板的支持,使得博爱会这个团体在疯人院存在下去。维雷特的股东容忍了它的存在——请注意,是容忍,而不是鼓励,允许这群人在治愈之后继续留院。股东们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病愈者自己选择何时回归社会。一群人如同住旅店一样留在了维雷特,与意气相投的人组成了俱乐部一般的团体。这样,伊戈尔医生让疯子与正常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了避免退化,不让疯子对已治愈的患者产生消极的影响,所有博爱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出维雷特一次。 股东们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已痊愈的人留在维雷特,伊戈尔医生却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们害怕的是,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这个小巧而迷人的首都,有钱的疯子不够多,不足以支撑这座现代而又花费高昂的医院。而且,公共医疗系统也有一流的精神病院,因此面对精神病人的市场争夺,维雷特并不占任何优势。 股东们将军营改装成精神病院的时候,是准备把受过战争伤害的男女作为目标人群的。但是与南斯拉夫的战争很快便结束了。股东们孤掷一注,他们觉得战火很快会重燃,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表明,战争的确会造成精神创伤,但紧张、郁闷、遗传疾病、孤独与遗弃导致的精神病人数目更多。当集体必须面对一个大问题,比如战争爆发、通货膨胀、瘟疫蔓延,自杀现象会有小规模上升,然而罹患抑郁、妄想症及精神分裂的人数却大规模地下降。待问题解决之后,一切指数才回归正常,因此伊戈尔医生认为,只有人有条件去疯的时候,人才舍得去疯。 他眼前还有一份加拿大的研究报告,该国刚刚被一家美国杂志评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伊戈尔医生读到这样一段话: *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各年龄层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比率为: 15-34岁,40% 35-54岁,33% 55-64岁,20% 统计表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罹患某种精神疾病。 每八位加拿大人中有一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曾因为精神疾病接受治疗。 * “那里的行情真好,比这里好多了。”他想,“人越是可以生活得幸福,便越发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研究了几个病例,仔细地权衡着哪些可以与医生顾问团分担,哪些可以独自处理。等他做完一切之后,天光已经大亮了,他熄了灯。 然后,他接待了第一位来访者——那个有自杀倾向的女患者的母亲。 “我是维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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