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81)_李飞飞

八一

　　我在后座上眯着眼睛看着国道101上的另一块广告牌。我开始怀疑，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是否在于除了人工智能，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做其他广告了。自从几个月前和团队讨论了我们工作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同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嘿，看看这个。”他边说边递给我几页打印好的文件，“这是公关团队整理的谈话要点，我们可能会用到。”

　　清晨时分，我们的车随着向南行驶的车流缓慢移动。我低头看了看材料，露出微笑，但让我精神振奋的并不是纸上的字。我们正在前往山景城，要去参加谷歌一年一度的传统招聘活动，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了。谷歌会让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实习生聚集到Googleplex，与领导层会面，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对公司来说，这是一次招聘活动。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远离公司事务的好机会，唤起了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最美好的时光。满屋子都是聪明、年轻、有远见的思想家，而我将有机会跟他们交流。

　　在谷歌，我通常很乐于照本宣科，这与我做教授时畅所欲言的风格完全不同。作为谷歌的发言人，意味着要对众多高管、公关顾问甚至律师负责，因此不按规定行事的想法会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的发言通常都是围绕人工智能和商业的老生常谈，彬彬有礼地讲给这个记者、那个记者或一群分析师听，不会出任何纰漏。我几乎到了熟能成诵的地步。

　　但身处这个奇怪的时代，我的内心渴望变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与团队的会议上。最后一个问题反复出现：“伦理框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越思考，就越觉得自己想得并不清楚。我自己对“伦理框架”的大部分概念源于非传统职业生涯中的意外收获：在加州理工学院与克里斯托夫一起向机构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多年来在医院与像阿尼这样的人合作，陪同医生查房，倾听护士的关切，从而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家中一直让我担心的父母；我青少年时期的移民生活。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医疗等领域拥有经过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规范、先例和伦理基础；其伦理基础以生与死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为依据。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本身几乎没有明确的伦理准则。我们领域的自我认识之路才刚刚起步。因此，缺乏伦理框架的不仅仅是谷歌，也不仅仅是像那位提出问题的年轻工程师一样的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

　　我假装对公关团队准备的材料很感兴趣，扫视着用荧光笔突出显示的段落，但这一次我已经暗下决心：在面对700名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工作者发表演讲时，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用别人准备好的发言稿；我决定要完全发自肺腑地讲话。此外，随着我的学术休假即将结束，我有非常多的反思要和大家分享。

　　在谷歌云工作的日子虽然常常让人迷失方向，但我却无比感激。我得到了科学家少有的机会：在最大范围内与受到我领域研究影响的人会面，从他们的角度来审视相关影响，哪怕只是一瞬间。两年来，我经常与金融服务、农业、医疗、能源、娱乐和交通等行业的初创企业，以及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产品设计师和各类开发人员进行交流。这些经历给我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比我想象的更清晰、更让人谦卑，也无比直接地提醒我，人工智能已不再是智力上的好奇探索，而是即将改变全人类生活的社会转折点。归根结底，我知道，如果一个机构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工智能技术加以考量，那么它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迹象是明确无误的。我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反思我所看到的一切，试图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拐点，思考如何负责任地驾驭它。我为此感到自豪，也怀抱着乐观的心态，依然充满热情。但同时，我也深感这份责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

　　无论我接下来要去哪里，我的旅程都将从我站在台上面对实习生时所说的话开始。过去两年，我一直专注于传递企业信息，现在我将不再担任企业信息的传声筒，我决定直抒胸臆。虽然我还没有准备好措辞，但我打算承认，前路崎岖而艰难，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实习生还是首席执行官，没有人知道答案。有坏消息要面对，有难以接受的真相要处理，而且很可能会造成伤害。但也有好消息：现在一起面对还为时不晚。

　　登上讲台时，熟悉的紧张感在我的胃里翻腾。不过，我最喜欢的观众就是学生，看到他们的目光，我感到了安慰。

　　“下午好！”我对着麦克风说，“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一天，只有这两句话是讲稿里的。

　　※

　　两周前，母亲刚刚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这是我们家与不敢想象的事件最近的一次接触。而就在现在，我已经从母亲的声音中听到了单调的藐视——她的语调一如寻常。无论健康还是生病，年轻还是年老，这都是她的自然状态。

　　“这个话题我们都讨论20年了，飞飞。”母亲说道。

　　我转过头看了看屏幕，那封邮件依然清晰可见。在一封日期为2018年6月7日的邮件中，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似乎在邀请我做证。对一个从未出席过国会听证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邀请，而且听证会定在26日，距离现在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我想到导致当前情形的种种因素：科技抵制浪潮、有偏见的人工智能等等，觉得接受邀请似乎是个绝对糟糕的主意。我知道母亲此时此刻是多么需要我陪在床前（不管她是否承认），因此心情更加糟糕。老实说，我只想让她替我做决定，让她坚称我现在离开是对她极大的不负责任。但她一如既往地没有打算给我提供便利。

　　“飞飞，你还记得我们在肯尼迪机场降落的那一刻吗？我们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你爸爸没有来接我们，我们当时是什么心情？”

　　“当然记得。”

　　“我们在行李提取处的那几个小时多无助啊，都吓坏了。现在，20年过去了，你收到了这样的邀请，要去这个国家的首都，要去为你最热爱的课题做听证了。”

　　“是的，但如果事情没那么简单呢？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丑闻的一部分呢？如果……”

　　“那你就为自己辩护！你要告诉他们，你已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20年，你的家人为了成为这个国家的成员付出了一切，你拒绝被当成外人对待！”如果这番话是出自别人之口，我一定会嗤之以鼻。用这样的语气面对国会委员会，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更擅长想象，而不是实际行动。但我了解母亲，如果有人敢质疑她的人格，她肯定会这么说。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让她替我出庭做证。

　　“想想全世界有多少人对参加这样的事情求之不得。公开听证会。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的公开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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