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71)_李飞飞

七一

　　轮班还没结束，太阳已经落山。从医院出来，傍晚时分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相对宁静的环境让我的思绪得以舒展，全天的记忆带着沉闷的刺痛感重现。虽然我目睹了病人和家属的悲惨境遇，感到心绪不佳，但阿尼是对的，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这是计算机科学学位无法提供的教育场景：病房里的喧嚣、不确定的恳求眼神、对任何形式安慰的迫切渴望，酸痛的脚和破旧的网球鞋，休息室里冷冰冰的比萨，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煎熬。

　　阿尼知道，虽然我在母亲身边照顾了多年，但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临床医生的感受，所以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下。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很庆幸我们还没有招收任何学生助手，否则，我早已用计算机科学家的阅读清单把他们淹没，使他们习惯于从数据、神经网络和最新架构进展的角度来思考。这当然很重要——在这样的项目中，科学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但我现在明白，科学并不是正确的起点。如果想让人工智能帮助人类，那么我们必须从人类自身开始思考。

　　我随即做出决定。从那天起，任何要加入我们团队的学生，都必须先拥有我刚刚拥有的体验，否则一行代码都不可以写。跟班学习将成为每位新成员的入门仪式，没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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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之神的眷顾加上我在医院的经历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使得工作进展迅速，我们的愿景得以延续。我和阿尼花了近两年时间，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耐心，终于组建了一支规模适宜的团队，开始了我们的工作。很明显，环境智能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小众的研究领域，因为对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需求太旺盛了，竞争机会也非常诱人。但我们招募的人员素质表明，我们正在从事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毫无疑问，这是我参加过的专业能力最多元化的团队。

　　在我们的第一批新成员中，有计算机科学的一年级研究生、电子工程的博士生，还有研究机器人对人类活动和社交导航感知的博士后。随后，针对我招募的团队，阿尼也挑选了一批年轻医生，有医院的儿科医生、老年病医学专家，还有重症监护专家。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主导权不属于团队中的任何一方；阿尼和他的同事需要我们的经验来构建技术，而我们也需要他们的经验来确保技术的正确性，以确保技术不仅有效，而且尊重使用者、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阿尼将他最令人叹服的壮举留到了最后：说服医疗机构让我们在他们的场所进行实际的技术演示。我们首先选择了两家不同的医院，一家位于帕洛阿尔托，另一家位于犹他州。我们的目标是发现手部卫生方面的疏忽，确保不会因为手部卫生而造成患者感染。接下来，我们选择了湾区的一家养老院，目标是通过跟踪老人们全天的身体活动来协助护理人员。最后，我们在斯坦福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部署了一套系统，当康复患者长时间不动时，系统就会向护理人员发出警报。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就连阿尼的锦囊里也没有妙计了，那就是数据问题。我在这个项目之前的几年深刻认识到，若要有效地训练像我们这样的模型，数据绝对是必需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大量真实、有机且尽可能多样化的数据。

　　但在医疗领域，我们所需的数据在本质上就是稀缺的。出于法律责任和基本隐私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患者和临床医生的行为很少被影像记录下来，而对于我们希望检测的事件（其中许多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异常情况，比如跌倒），相关的清晰影像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我们的工作比我最初想象的还要复杂。在训练模型之前，我们必须亲自收集必要的数据。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势头依然如日方升。新的实验，新的假设。我们撸起袖子，使用新硬件和新软件。正如我所料，这是我的实验室尝试过的对科学技术要求最高的项目。但真正让我们豪情满怀的，却是任务本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它让我成年后一直从事的职业变得如同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一直努力将私人生活与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区分开来，但现在的一切冲破了堤坝，冲刷着沿途的一切。早该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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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护士，”母亲恳求道，她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点滴……又痒了。他们扎针的那个地方。”我们又回到了医院，这次是做心脏成像。这么多年来，母亲已经做了很多次心脏成像，每次就医的紧张感都比上一次更加强烈。我赶紧按铃求助。

　　今晚的护理人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中部的旅行护士曼迪。她年轻、乐观，还在努力考资格证书，争取更加稳定的职位。从她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会喜欢她。

　　“不好意思，”我说，“我知道还没几个小时，我们都叫你三次了。”

　　“没关系的。”她坚持说，虽然眼神疲惫，但依然笑容满面。她有一种难以伪装的温暖。“哎哟，真是可怜！”她说着，把注意力转向母亲，全身散发着善意，“看来我们又得冲管了。我知道今晚不好过。”

　　这一幕我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今天，我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也许是因为我从曼迪的举止中看到了一丝纯真，也许是因为最近的研究让我们都成了日常护理专家。我感到喉咙有些发紧，这是我在病房里待了这么多年从未感受过的。同情、敬畏、感激，还有其他一些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曼迪的出现，她这种改变他人生活的简单而真挚的关怀之举，让我感到格外温暖。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在以往的这种时刻，我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母亲身上，但我们在做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护士平均每班要走6000 ～ 8000米，需要完成180多项不同的任务，虽然疲劳的隐患有据可查，但轮班时长却在不断增加，目前平均长达12小时。我知道曼迪在来我们病房之前去过哪里，也知道她见过多少其他面孔，我知道她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毫不吝啬地传递善意，微笑着完成了所有任务。

　　如果我的研究确实能帮到别人，那么像曼迪这样的护士就是我的首选。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人比她们更值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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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早班的是一位新护士苏珊。“你在这里工作吗？”她问道。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佩戴的斯坦福医学院徽章。我跟阿尼一起工作时，经常佩戴着它，这会儿忘了摘下来。

　　“哦，这个？”我笑着说，“不是，实际上我正在参与一个研究项目。”

　　“什么样的研究？”她问。

　　“我是计算机科学系的，我和我的学生正在合作开展利用人工智能追踪手部卫生的项目。”

　　她的笑容淡了一些，看起来礼貌多于友好。“那么，是有摄像头在监视我们吗？”

　　“不，不，不！当然不是！”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了，但我每次还是会感到一阵尴尬，“更像是一个传感器，不是摄像头。没有录像。它为我们的算法分析提供了图像。算法正在学习观察不同的洗手模式。我们还在起步阶段，就是想搞清楚算法是不是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但我保证，没人在监视你！”

　　我尽力保持轻松的口吻。我说的一切当然都是真的，但我也不能怪她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想。

　　“好吧，那听起来还可以。”她松了口气。“你知道，”她压低声音继续说，“你们这些不叫摄像头的东西应该盯紧医生。”苏珊和曼迪一样善良，但她身上有一种犀利的感觉，她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们的卫生习惯是最糟糕的。但管理层不管他们，只会对我们护士大吼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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