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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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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担心的是母亲,她的健康状况明显每况愈下。我们在中国的最后几年里,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到了美国之后又进一步加重,显然是因为新生活的压力太大。每天上班都坐守在收银机旁,一定非常乏味,但她下班后那种身心俱疲的状态,远远不是上班的消耗所能解释的。 生活似乎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失去了工作。更确切地说,他被解雇了。虽然我没有听到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推断出,他与相机店老板发生了争执,然后大吵了一架,最后老板请他离开,再也不用回去了。当然,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对一个刚刚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 “在哪一页?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第134页。在黄色方框旁边,最下面。” “啊,找到了。谢谢。” 我正跟另外三个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就是通常所说的ESL)的学生一起在图书馆里学习,其中一个女孩来自台湾,另外两个男孩分别来自大陆和韩国。能跟有相似背景的同龄人一起学习,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一种慰藉,但在图书馆里的其他学生面前,我们很难不觉得自己是异类,尤其是当我们不小心用母语说了一两句话的时候。 铃声响起。我们把试卷和书塞进背包,背到肩上,随着人群涌向双开门,走了出去。学生们摩肩接踵,匆忙赶路,这是平日最常见的景象。但那天下午,一些无形的界限被打破了。我们ESL学习小组的一个男生不经意间和一个美国学生发生了轻微的身体接触——可能踩到了他的脚趾、蹭到了他的背包拉链,或者做了一些我们都没注意到的小动作。但不管是什么,这件事引起了对方的不满。 美国男生立即大动肝火,毫不留情。他气冲冲地把这个男生拖到门外,推倒在走廊的地板上。看到这一幕,其他学生本能地往后退,留出一片空地。接着又是一阵混乱,本来只是一个人在打人,后来变成了两个男生,他们一边骂一边不停地踢打,被打的男生在地上蜷成一团,拼命护住自己的头,鲜血从他的鼻子里涌出,溅得满地都是。 一时间,我思绪万千,难以自持。一种强烈的共情冲击着我,让我感到一阵恶心,同时又觉得非常无助,有心无力。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既因为地上的男孩,也因为我自己——或许下一个挨打的就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其他人。我想说点儿什么,哪怕只是一个请求停止暴力的词,但奇怪的是,在那个混乱的时刻,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来表达。 晚上放学回家后,父母知道了我的无助,也许他们的感受比我更强烈。尽管他们明显也感到不满,但我能感觉到,在面临如此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时,在这里孤立无援的生活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无力。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象征性地给校长打个电话。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在自己孩子的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默默承受恐惧,别无他法。 朋友被打之后,我们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他。他的恢复期一定特别孤独。他被打得鼻梁骨折外加脑震荡,康复之后,终于重返学校。我们一见到他,就立刻感觉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男生了。以前他虽然英语不好,但总是幽默开朗,而现在变得孤僻阴郁。挨打的那一刻是残酷的——身体的疼痛、精神上的屈辱、纯粹的身体侵犯,但让人感觉最不人道的还是这种转变:他与生俱来的积极乐观被剥夺了。 我们其他人也发生了变化。曾经松散的ESL小团体变得更加紧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友情,不如说是我们现在呼吸的紧张空气。这种气氛从头到脚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但以前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安全的问题。现在,我不敢独自去洗手间或餐厅,因为我害怕会遇到危险,而每次看到图书馆的双开门,当时的画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刚刚开始适应新环境的时候。在帕西帕尼学习期间,我依然对数学和物理学着迷。然而,另一门学科意外地引起了我的兴趣:美国历史。我学得越多,就越能把美国建国的故事与自己最喜欢的物理学关联起来。在这里,也是一群不同凡响的思想家聚集在一起,为世界贡献了远远超前于时代的先进思想。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他本人还是一名实践科学家,在他身上,政治家和科学家得到了完美统一。 * 我开始加倍努力,埋头苦读。一方面,我迫切需要通过学习来分散注意力;另一方面,我也需要来自外界的鼓励,让自己不再心猿意马。我渴望恢复在中国时的学业水平,哪怕只是部分恢复,但语言却给我造成了重重阻碍。每次作业都是艰难的挑战,几乎每句话都需要借助词典才能理解,所以我的速度总是非常慢,这让我极为痛苦,倍感挫败。我逐渐掌握了“速度”“加速度”“角度”“力”“势”等术语的英文说法,又重新认识了这些概念。但一切都来之不易。每天晚上,当我终于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爬上床时,感受到的不是成就感,而是干苦差事的疲惫感。对ESL学生来说,每节课都是英语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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