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14)_李飞飞

一四

　　在厨房里几乎无法交流。这里的噪声很大，有时候即使大声喊叫，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虽然聘用我的经理会说普通话，但厨师大多只说广东话——我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新来的我笨手笨脚，又容易碍事，所以尽量缩在角落里，不去理会那些近乎戏剧化的混乱场景：风扇的轰鸣声、炒锅发出的吱吱声，还有各种金属边缘碰撞和刮擦的声音。明火从炒锅里蹿出来，照亮了整个厨房，水柱从锅碗瓢盆上溅射而过。一个厨师发出低沉的“嘿”声，并向我示意，然后急匆匆地把一份做好的菜放在我面前。开始工作吧，我想。我以最快的速度把盒子装进外带袋，又放入餐巾纸、餐具，还有一些签语饼和酱油包，然后系紧提袋的提手。我双臂抱着袋子，深吸一口气，溜出厨房，进入用餐区。随着焦虑的情绪在体内蔓延，我匆忙的脚步开始加快，不禁小跑起来。

　　“飞飞！”我听到经理低声呵斥。

　　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立刻停了下来，叹了口气。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用餐区跑来跑去。你的任务是把订单送到前台，而不是让顾客觉得烦心。别逼我再说一遍。”可恶。我点了点头，结结巴巴地道了歉，然后小心翼翼地提着外卖包走完了剩下的路。

　　※

　　最能宽慰我思乡之情的就是每个月给外祖父母打电话。他们两个是我最挂念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会立刻把所有烦恼抛到九霄云外。但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每次通话都匆忙到残忍。连跟最爱的人说说话都要争分夺秒，这种感觉实在荒谬。每当快到挂电话的时候，母亲的语速就会越来越快，让我闻之心碎。几个月后，我受够了。有些屈辱是我拒绝接受的。如果钱是唯一能摆脱束缚的方法，我决定自己去赚钱。

　　我通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商业街上一家狭小昏暗的中餐馆里当服务生。这并不是正式的工作，所以不受劳动法和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雇用条款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学校没课的时候，我要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每天12个小时，每小时2美元的工资。当地人警告我说周围的街区不太安全，到了晚上我会害怕的。他们强烈建议我每晚都要搭车回家，我照办了，从没有过例外。

　　因为兼职工作不稳定，所以我也同时在寻找其他工作。分类广告不断为我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在整个高中阶段，除了在中餐厅打工，我还每周去给人做家务，这份工作薪水更高但时数少；我还遛过狗，这可能是我赚得最少但最享受的工作，也是父亲格外感兴趣的一份工作。

　　只要我按时上下班，就能搭车来往于城里危险的区域。虽然工资一直很低，但我之前没有工作经历，所以也无从比较。不过，即便是如此微薄的收入，也能大大改善我们的生活，这让我感觉很棒。我也可以忍受工作时长——毕竟工作时间越长，为家里赚的钱就越多。

　　这些工作让人感到疲倦的地方在于移民经历笼罩的不确定性。我周围都是勤奋自律的人，有着跟我相似的故事，但我们似乎注定要陷入贫乏和卑微劳动的循环中，没人可以摆脱。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希望寻求其他地方没有的机会，但我却看不到任何通往这些机会的路径。

　　我们的处境已经够令人沮丧了，然而移民群体内缺乏鼓励更加让人情绪低落。这一点在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勉强维持生计，我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对任何偏离常规的行为都持粗暴的怀疑态度。我在餐厅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每天下午，我都会利用唯一的休息时间重温母亲与我分享的西方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即便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仍然会被那些充满内涵的散文深深吸引，因为我正在英语方面苦苦挣扎，极其渴望重拾自信、表达自己。每翻一页都会把我带回过去——那个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像现在这样飘摇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经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看书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去打扫卫生间。回想起来，我觉得同为移民的他绝不是在居高临下地对我指手画脚，只是这件事再次提醒我，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想象力在新生活里是多余的。这实在令人沮丧。

　　不管怎么说，努力还是得到了回报。我们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开始了每周一次的例行仪式，就是把我的收入（当然都是现金）存进银行。钱虽然不多，但我们家终于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了，大家都很开心。从那时开始，我们终于可以每个月都存下一些钱，去商店买东西也不用那么在意价格了。最重要的是，母亲给家里打电话时也恢复了一些松弛。她的语气就是对我的奖励——她和外祖父母的交谈虽然仍然简短，但口吻却跟我记忆中在成都餐桌上的一样不紧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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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史往往是曲折、讽刺而又残酷的。新的思想被发现，然后被丢弃，接着又有新的思想被发现。被几代人视为基石的范式有时会在一夜之间被推翻，而推翻这一切的常常是显而易见的观察结果。恰恰因为这些观察太过简单，反而更容易被领域内最杰出的人物所忽视，从而为局外人发起革命创造了条件。正是这种既和谐又冲突的摇摆节奏，才使得科学追求如此戏剧化。

　　正如前文所述，就在罗森布拉特研发感知机的时候，出现了一项研究成果，可以解释感知机为何从未达到预期效果，以及以后类似机器如何才能成功。然而，这项研究成果来自另外一个领域。1959年，神经生理学家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登·威塞尔（Torsten Wiesel）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研究了哺乳动物的大脑，特别是猫的视觉皮质。实验在暗室里进行，研究人员将基本形状的图画投射到墙壁上，精确控制猫所看到的东西，包括线条、缝隙和其他简单的细节，并仔细观察其神经元的反应方式。

　　休伯尔和威塞尔的研究发现，感知不是发生在单个神经元层次上，而是通过由多层神经元组成的层次结构进行的。这个层次结构从对表面细节的识别开始，最终到达复杂的高级意识。例如，第一层神经元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微的视觉特征，如特定角度的边缘、独特的纹理，或一抹绚丽的色彩。每一层神经元都聚焦在整体场景中的一个狭窄区域，称为“感受野”（receptive field）。这些视觉细节单独来看并没有太大意义，但当它们传递到下一层时，就会整合成为更复杂的形状和特征，覆盖更广阔的感受野，就像是拼图拼接在一起，展现出更大的图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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