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78)_李翊云

七八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去西德时，我在接待我的那户人家看到一本书，里面罗列了那些致力于从内部暗中破坏第三帝国、并已遭处决的人的名字和简要生平。其中有米尔德丽德·福尔克（但没有阿尔弗雷德·福尔克）。我把这个发现藏于心中，直至一年后，我碰巧向一位以前是共产党员的朋友（马尔科姆·霍布斯，那时他已经在乡间安顿下来）提起。福尔克夫妇，马尔科姆说，为英国共产党做事。不可能，我说，并叙述起那次在纽约的会面。马尔科姆解释，她接洽的那些人要么是敌视或批评共产党的人，要么是像森夫人这种，已经偏离党的事业的人。

　　我不知道米尔德丽德·福尔克是怎么被捕的，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怎样了。但即便今天，回想起他们密谋胁迫或引诱某个像森夫人这样不问世事的人，使她成为受纳粹欢迎的名人——一项打着革命事业的名义而进行的计划——我瞧不起福尔克夫人的殉难。——罗兰·布莱，199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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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腿部肌肉的一部分或心脏的某个小瓣膜，你怎么会知道大脑在策划某些伤人的事？想想每个在露西自杀时正认真地为那具年轻漂亮的身体各尽其责的细胞。

　　它们和森夫人一样，落入或没能落入一个阴谋中，被消灭或没能被消灭，一切取决于运气。

　　噢，运气。永远最孜孜不倦的厨师。你可以婉拒，说你饱了。或可以借口肠胃不适。或像小孩子一样噘嘴，不肯碰那些东西。但这位厨师仍给你一道接一道的菜。讲真的，不吃完最后一口没办法离席。然后，在你付了账单、终于可以离开时，哦，不，事情还没结束。就像莫莉带我去品尝那个主厨特选套餐时的情形一样。在我们离开前，那位殷勤的服务员给我一个漂亮的袋子。里面是送您的南瓜方包，太太，用我们的特别配方烘焙的。

　　在我的子女中，谁会提供那道被带走的南瓜方包？不会是莫莉。我知道。卡萝尔吗？她像我的妹妹玛戈。她没有狂野的一面。没有刺。不给人意外。蒂姆和威尔呢？不会是他们。

　　凯瑟琳，我必须向你坦白。现在（终于！）我已经吃到最后一道菜，当我思量运气正在偷偷为我烘焙什么时，我想到的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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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8月29日

　　回到伦敦。有时我好奇，希特勒对这样大动干戈地让大家惦记他，究竟是何感想。我们人人活得像一副被洗来洗去的牌，事事听凭他的心血来潮。

　　我的现状：满足于撰写宣传文章。加拿大是我母亲所属的国家。美国是我父亲所属的国家。英国，两人祖上所属的国家。鲜少有机会让人可以同时忠于这三个国家，今天我对西德尔说。需要一场战争才能实现。

　　不忠是我们的特权，西德尔说。别弃而不用。

　　你的特权，我说。我这一代人享受不起那样的福分，什么福分都没有。

　　每一代人想必都那么觉得，她说。这世界欠年轻人的总是多于欠老人的。

　　不是每一代人。瞧我们，仿佛终于够年纪可以在一家知名餐厅里坐下，可连餐前的开胃小吃还没上，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了。

　　你可以改天再去，西德尔说。

　　改天重返，那家餐厅已夷为平地，我说。

　　耐心，西德尔说。我劝你保持耐心。

　　要多久呢？

　　我们打赢战争，或战败。不管胜负，到时前途会更加明朗。

　　就算战争明天结束，也无法保证我有任何前途。但我不能没有前途，我说，我还年轻。

　　我也没老得不能结婚。

　　我瞪着她。我的人生原来不是掌握在希特勒的一念之间，而是一个女人的一念之间。

　　你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你似的，可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她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和你结婚吗？我问。我想，我的人生将变得轻松许多——我可以安心写我的书。我们不会相互生厌。我们谁也不会在一个地方扎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地方——或是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某处——一个在一家旅馆给我们提供食物的男人告诉我们，那周围没什么可看的东西。这儿，连长耳大野兔也随身自带午餐，他说。可我和长耳大野兔有什么区别，这些年我唯一做的事是怀揣着一份痴恋。我千万不能和西德尔结婚。男人不能一辈子只穿一套西装，吃一盘菜，和一个女人过一生。

　　不过你犹豫是对的，她说。

　　我的心稍稍一沉。

　　回去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一个姑娘，她的相貌和声音似乎如此熟悉，让我慌张了片刻。我肯定和她发生过亲密的举动，但结果发现，我只与她在塞耶之家见过一面，她在那儿当护士。她是加拿大人，在欧洲大陆长大。让我称她为D吧。

　　她说，她到伦敦来送别一位要去美国的友人——她上学时结交的一位罗马尼亚朋友。这位朋友和她的家人几经周折才逃出罗马尼亚，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所有财产。

　　又一张被从整体中洗出的牌。

　　我问D，她为什么不回加拿大。那儿更安全，你知道吗？

　　也更乏味，她说。

　　可你的父母呢，他们不担心吗？

　　她灿烂的脸蛋失去了几分光彩。我差点认定她会说她是个孤儿。我正准备搬出我自己的故事，这样她会立刻觉得与我拉近了距离。

　　他们没有意见，她说。他们是爱国的父母。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还有我的哥哥，她说。他是飞行员。

　　我约她明天见面。她将在伦敦停留几日。

　　那样的事犹如天气变化。每次发生时总让人感到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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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一件事。罗兰有过的女人里无一人的名字是以Z打头的。他怎么也没法吹嘘自己包揽了二十六个字母。佐薇、泽尔达、扎扎，个个以Z开头的名字，他全错失。

　　今早，在做定期的眼科检查时，阿特勒医生告诉我，我的视力之好，堪比1958年的第一代雪佛兰羚羊车。我看得出他今天工作清闲。我告诉他，假如他认为他可以与我调情，那么他错了。你算算看，医生，我对他说。1958年时我已经有四个孩子。他面红耳赤！他说我俨然似他的母亲。让你难堪是她的职责，我说，不是我的。

　　没有男人竟蠢到和一个女人谈论另一个女人。（我寻思，是不是因为那样，阿特勒医生把自己搞到离婚，由于他向他的妻子称赞一位女病人的视力。）但进而与另一个女人谈论他的母亲……好像我在乎似的！

　　愿那可怜的女人安息。如果她知道她的儿子成天与他的病人谈起她，她会作何想法？我敢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机会在那间幽暗的诊所听闻她，同时看着视力表，努力猜测选哪一个更好，一或二。

　　我不会讲太多她的事来烦你们，但今天阿特勒医生泪眼婆娑，他说，在他五十岁时，母亲送给他一份意外的礼物。上学期间他一直是单簧管手，他说。他的老师认为他可以继续下去，成为专业的演奏家，但他的父母认为从事音乐没有钱赚。他遵照他们的建议，开了一间生意不错的诊所，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他的母亲送给他一盏用他以前的单簧管改造的灯。

　　他甚至给我看他手机上的照片。一盏挺好看的灯，我说。很适合你，因为现在你不用它奏出音乐，而让你的病人见到光明。

　　他向我道谢，仿佛我的话是赞美之词。

　　我为那支单簧管感到难过。如果有安葬旧乐器的墓地，那支单簧管可能宁愿去那儿。谁知道呢？各种乐器可能会在半夜从坟墓里复活，自行指挥演奏一曲鬼魂交响乐。只缺这支单簧管。

　　也许在我走了以后，我的子女没有一个会因我以前送他们的礼物而变得泪眼婆娑。另一方面，我也从未夺走过他们的某些东西，再把那东西制成木乃伊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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