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63)_李翊云

六三

　　我留在上海，目睹了“一·二八”事变和历时六周的会战，震惊于其间的轰炸和屠杀。西方大国未能阻止日本的入侵，国联商谈达成的停火协议形同虚设，日常生活因战争而受创，一片焦土——上述种种促使我决定去伦敦。我想，如果我不得不目睹一场战争，我希望是和我本民族的人一起。

　　一位更敬业的编年史家会记录下那几周内发生的事。一个内心对苦难更敏感的人会觉得那些死者和伤者的画面铭刻在他的记忆里。我没有。我就算写，写的也全是关于我自己的事。

　　我画了不少漫画，但所有原稿尽毁于战争中。我会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去图书馆查阅存档的《大美晚报》，大概在上海或香港的图书馆。通过那些漫画，我试图把发生在远东的恐怖事件转化成短小的趣闻。

　　我在上海的经历给我的唯一收获是让我对欧洲尚未出现的局面提前有了防备：走在街上，看到数十具尸体，不去寻找自己与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从不怀疑那时的我，爱我的人类同胞。现在仍爱。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更爱我自己。我的魔术戏法即在于此。从我的帽子里变出一只接一只接一只的兔子。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始终会有源源不断的兔子。还有玫瑰和丝绸手绢。——罗兰·布莱，199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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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接一只接一只的兔子。我庆幸自己决定跳过这本书的些许内容。我决不可能在每一页上做评注。那样好比一个人总在他的信里写太多话，而对方无言以对。

　　今早我寻思，有没有另一个阅读罗兰日记的人会像我一样对他有耐心。可谁会读他的东西呢？不会是随便一个陌生人。无论谁，只要读他写的东西，等于已经对他有所包容。

　　假如罗兰比赫蒂先过世，她也许会遵照他的遗愿，将这三卷日记按他计划的付梓出版，而不删节。她会阅读这些日记吗？不大可能。她会起码做点令世人吃惊的事吗？像是翻阅他的通讯录，寄一册日记给里面的每个女人？或把付印的日记全部烧毁？

　　思考罗兰在陌生人眼中会是什么形象毫无意义。正如我不幻想不认识露西的人会从她的照片里看出什么。他们会认为她是个天真的小孩，后来长成妩媚的女人。她素来善于假装，使她的目光显得含情脉脉又惹人怜爱。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那一招。她是不是认为她可以愚弄她周围的所有人，或她的骗术只用在陌生人身上，如同她爱的也仅是他们一样？

　　她骗不了我。别误会，我深爱她。现在仍爱。但她眼中藏有的是别的东西——一种野性。我看出来了，但我不明白这种狂野从何而来。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承受那“露西”风暴的冲击。

　　我不知道，假如那风暴肆虐得更久，情况会怎样。我想我会变成全家人的风暴避难所。或我自己会变成风暴！飓风。龙卷风。台风。

　　我想告诉你们，不管谁，有时会遭受的最致命的自然灾害是家人。当那灾害袭来时，可以去哪里找庇护所？

　　那些不十分了解露西的人无不喜欢她。觉得她聪颖漂亮。纵然她的美貌不及在她那个年纪时的我，她也肯定比我更机灵。

　　罗兰曾说，快乐的人应该只准活到一定年纪。我不同意。快乐的人应该想活多久活多久。倒是不快乐的人，在快年过半百前应当三思。我必须承认露西做到了那一点。年轻人的不快乐犹如烟火。只要保持安全距离，甚至可以当做壮观的景象来欣赏。

　　中年或老年时的不快乐，情况糟得多。像发了霉，还传染给别人。有时不只是湿漉漉的感觉令人丧气。难过的是丢脸。比如前几天晚上多萝西不得不忍受的事，她尿了床，羞于叫护理人员。一个被自己的小便搞得睡不着的公主。但人老了，发生那种事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在于，第二天一早，她不但向护理人员和护士道歉，还向每个在她看来可能会替她觉得难堪的人致以歉意。由此可见，那是一个一辈子活在道歉中的女人。

　　一般而言，活到我这个年纪并无乐趣，但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做得好。以下是几条对付不快乐的忠告。我希望你们向我学习。

　　首先，别郁郁寡欢。不快乐的开端好似洒出来的水或一处可修补的渗漏。可假如不马上把那水擦掉或把问题解决，结果是什么？受潮坏损，霉菌潜入，地板弯折、发出嘎吱声，影响一直深入地基。

　　假如你们想要我继续往下讲，我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嫁了一个熟谙房子的男人米尔特。退休后，他喜欢翻阅他以前保留下来的房屋检查文件。他给我看他的笔记，全都打印了出来。他谈起那些房子，犹如一个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上大学、找到工作或建立自己的家庭。噢，米尔特热爱房子。彼得·威尔逊大概也会觉得米尔特啰嗦。但彼得·威尔逊不懂，当人老了时，任何可以置于生死之间的东西都不是白费唇舌。我敢说，他也对他的妻子重复讲过的话：也许他并不喜欢那肥皂的味道，可她连续五十年一直买同一个品牌，或他讨厌奶油拌玉米，因为玉米渣会卡在他的假牙里。我凭感觉认为他不是一个随和的人。至于安妮·威尔逊，她想必是和赫蒂·布莱同一类型的妻子。否则赫蒂怎么会在她的所有侄女外甥女中独独青睐她？

　　诺尔曼不一样。米尔特悉心记得那每一栋房子，但诺尔曼当了四十七年驾驶教练，对教过的学生，他一个也没谈起过。在他眼里，他们没有区别，好比每年收成的南瓜、芜菁、白菜，有些长得漂亮，有些是歪瓜裂枣，有些一开始就烂了。他不能忘怀的是瓦列霍输给费尔菲尔德、未能成为郡首府的那场官司。发生于1873年！谁在乎啊——大家会说。但诺尔曼觉得是头等大事，所以我任他谈论。在诺尔曼临终前，他几度对我说，莉利亚，你是个耐心的女人。我不是，我知道，但在他说这话时我没有反驳。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

　　女人必须允许男人为某些无用或遥不可及的事而活着：米尔特对那些房子的回忆，诺尔曼对郡史的痴迷，吉尔伯特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从那个角度讲，对他们三人来说，我都是一位贤妻。

　　一点想法而已：赫蒂可能并不像罗兰和西德尔认为的那样愚钝。她让罗兰以为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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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夏，我离开上海前往伦敦。在西德尔的帮助下，加上我在纽约和远东的工作经验，我在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件差事。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人生轨道始终未远离西德尔。通过她，我结识朋友、情人和泛泛之交。我和奥格登一家共度了几个节日。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和哈里·奥格登相处。他深信可以用经济手段阻止战争。我深信他错了。

　　历史证明我的悲观是对的。战争非打不可。必须分出输赢。但事后来看，战争不如花园宴会、不如快速扫视音乐厅时瞥见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不如一次长时间的出租车之行有意思。我本着这条指导原则，从我的日记中选取了以下内容。在这些篇章中，历史，那个不肯离开任何人人生舞台中央的自我主义者，被赶到提词员的角落。

　　如此一来，一个男人可以宣称他最终战胜了历史，不是靠比历史活得长，而是靠修改。——罗兰·布莱，199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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