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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1929年8月25日

  暴风雨过后的星期日。雨水洗刷了我的怠惰。早晨散步时,我绕道至西二十四街,到得刚好晚了一点,没碰到伊薇特。

  伊薇特星期日有安排,阿梅莉亚告诉我。她坚持与我讲英语。她想练习那门语言,她说。她费劲的模样给她增添了几许魅力。凡是表现得结结巴巴、努力找到正确用词的姑娘都显出一副撒娇的情态,透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无防备色彩。

  伊薇特星期日兼职去给一帮画家当模特。阿梅莉亚说到“帮”字时的口气,令我当即对这些画家心生厌恶。

  她为什么还留在女装裁缝这一行?我问。(为何不干脆过着觥筹交错的生活,柔软的织物轻易滑落下来,挺起胸,侧过头?)

  那些画家,他们很穷,阿梅莉亚说。但伊薇特喜欢干点不一样的事,这样等我们回到法国后,她可以有谈资。

  你们打算回去?

  是的,但等我们赚够钱后,阿梅莉亚说。

  美国有什么不好?我问。

  这儿的人根本不懂帽子和连衣裙。

  我没想到一个朴实无华的姑娘会如此严厉。这样讲很不客气,不是吗?我说。

  呸,阿梅莉亚说,柏林、伦敦、纽约的人以为他们了解时尚。那样好比一个不懂音乐的人……

  五音不全吗?

  是的,阿梅莉亚说。那样好比五音不全的人谈论音乐。

  贝多芬是聋子。

  他即使聋了仍听得见。就像我们——伊薇特和我——我们买不起我们做的衣服,但我们看得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知道怎么让女人认为,如果她们没穿对衣服的话,说明她们愚蠢。

  怎么?

  我们每一季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凡是六个月以前的东西,穿在女人身上就显得傻。

  原来是那么回事,我说。(赫蒂知晓这个道理吗?她关注每一季的时尚吗?奥格登太太呢?她肯定无所不知。)

  这场对话比我预计的更有意思,因此我问起阿梅莉亚她在法国的生活。她出生在乡下,紧邻一座名叫贝桑松的小镇。这座小镇离瑞士的边境不远,和许多住在那儿的男人一样,她的父亲是个钟表匠。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直至他失明、无法继续工作。她六岁。家里有五个孩子,她的两个哥哥去给一位钟表匠当学徒。母亲种菜。以前她经常看很多书,所以人们嘲笑她,阿梅莉亚说,但当她开始在集市卖菜时,人们意识到他们错了。她对她做的事很在行。

  她现在还种菜卖菜吗?

  是的,和我的两个妹妹一起。

  你的父亲呢?

  他仍双目失明。我的母亲念书给他听,可她没有很多时间。她忙于打理菜园,阿梅莉亚说。

  法国的乡下,一个多浪漫的地方。我真想去那儿定居,与鲜花、蔬菜和当地的姑娘为伴,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过着作家的生活。你喜欢种菜吗?我问。

  我喜欢上集市。对我们而言,那是个好玩的日子。我们坐着马拉的车,身下是蔬菜,手里拿着用餐巾包裹的午饭。我们家的狗莱昂追在马车后面跑,不管我们多大声地吼它,命它回去,它总是一路跟着我们。

  我想对狗和人发表一番高论,但看到阿梅莉亚泪眼婆娑时,我打消了此念。陷入遐想的她比平时添了些姿色。也许回忆是女人最佳的饰品。

  几年后,阿梅莉亚继续往下说,她的母亲意识到她,阿梅莉亚,和她的妹妹不同,在菜园里帮不上很多忙。她和家里的每个人一样有耐心,她的手一点也不笨,但她不会养花种菜。

  所以你去当女装裁缝了?

  如果她是个男孩,她解释,可以从事钟表制造业,这样她就不用离开家。但要学女装缝纫,她只能去巴黎。她在那儿认识了伊薇特,她们是店里两个年纪最小的姑娘。

  我询问那家店的名字,我曾假装对那家店很熟。

  鲁夫。伊薇特的姨妈在那儿工作,阿梅莉亚说。她总是没好气,甚至把伊薇特骂哭。有时她会给她们那条街上的孩子和贫苦的女人做衣服。她在给了他们衣服后祷告。一天,她发烧病倒,几日后,她看上去奄奄一息。她是个邪恶的女人,她哭着对这两个姑娘说。早逝是对她邪恶的惩罚。两个姑娘认为她神志不清,可这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说,她给穷人用的布料是从顾客身上偷取的。她时常祷告,但还是不够弥补这项罪。她含恨而终。

  那件事后,伊薇特决定来美国,阿梅莉亚说。

  你也想来吗?我问。

  她耸耸肩。我无所谓。

  你们打算在这儿工作多久再回去?

  几年吧,阿梅莉亚说。有时我想念我妈。以前我常觉得她的手臂好像最水灵的萝卜。天热时,她在头上盖一片白菜叶子。我的妹妹和我也盖白菜叶子。我妈从我们的院子里摘些花,镶绕在叶片边缘。我们个个看起来又野又开心,并非我们拿不出一点钱来买像样的帽子。

  我瞥了一眼阿梅莉亚的手臂,白皙匀称,但可能不像她母亲那样丰腴。我试图想出点可以讲的话,当我讲不出来时,她谅解地朝我一笑。人们通常来找的是伊薇特,她说。那没关系。

  我喜欢听你谈你的人生经历。

  真的吗?她问。不过你当然喜欢啦。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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