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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这里挂着一个厚厚的帘子,结在上面的冰针晶莹闪烁。我把帘子推向一边。一个铝合金平台上停放着一个又大又长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块灰布。我掀起布的一角,吉巴里安棱角分明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他的一头黑发平展地贴在头皮上,只有额头上方有几缕花白。他的喉结向上突起,冲断了脖颈的曲线。他枯干的双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眼角挂着一颗浑浊的冰粒。

  房间里冰冷刺骨,我的牙齿止不住地打架。我一只手掀着裹尸布,另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脸颊,就好像摸到了冰冻的木头。胡子茬像一个个小黑点似的从皮肤上扎出来,摸上去很粗糙。他的嘴唇凝固在一种轻蔑而又极度耐心的表情上。我放下那块灰布,注意到尸体的另一边有几颗细长的黑色珠子或豆子,从小到大排列,从皱巴巴的裹尸布下面伸出来。我一下子惊呆了。

  那原来是从脚底板方向看上去的赤脚脚趾,椭圆形的趾肉稍稍有些突出。在裹尸布皱巴巴的边缘下面,平躺着的竟是那个黑人女子。

  她面朝下,仿佛在沉睡之中。我将厚厚的布单一点一点拉开。她的头顶上长满了一绺绺稍有些发青的头发,脑袋枕在肘弯里,粗大的胳膊和头发一样漆黑。她脊柱上的隆起将她背上富有光泽的皮肤绷得紧紧的,硕大的身躯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我又看了看她赤裸的脚底,惊讶地发现了一件怪事:她的脚掌所承受的重量一定不小,可是它们并没有被压扁或者挤平,就连赤脚走路磨出的老茧都没有,上面的皮肤像她背上或手上的皮肤一样光滑细腻。

  我伸出手摸了一下,想看看我的这个印象对不对,而对我来说,这要比摸那具死尸困难得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她的身体经受着零下20度的严寒,她居然还活着,动了两下。她缩起了双脚,就好像狗睡觉时有人抓它的爪子一样。

  她在这儿会冻死的,我心想。但她的身体很平静,也不是特别凉。我的指尖上仍然留有那种柔软的感觉。我退到帘子后面,把帘子放下,回到了走廊里。外面的感觉酷热异常。我沿着楼梯径直来到起落场大厅旁,一屁股坐在一顶卷起的降落伞上,双手抱着头,感觉自己被彻底击垮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我几乎要崩溃了,我的思绪似乎正在悬崖边上徘徊,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假如能让我失去知觉,灰飞烟灭,对我来说那将是一种难以言表、可望而不可即的仁慈之举。

  我没有理由去找斯诺特或者萨特里厄斯。到现在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到的一切,谁都无法理出一个头绪。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解释,就是将其诊断为精神错乱。没错,我一定是着陆后马上就疯了。这片海洋影响了我的大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幻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浪费精力,徒劳地试图解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谜团,而是应该寻求医疗救助,用无线电台呼叫“普罗米修斯号”或另一艘飞船,发送求救信号。

  这时,一件我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认为自己疯了,这个想法反倒使我平静下来。

  我终于完全明白了斯诺特讲过的话—如果这个叫斯诺特的人真的存在,而且我曾经跟他谈过话:毕竟这些幻觉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又有谁能知道,我是不是还在“普罗米修斯号”上,突然染上了一种精神病,而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神经错乱的产物?然而,如果我真是生了病的话,我的病情就有可能好转,这至少可以给我一丝解脱的希望。而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在索拉里斯星上所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团解不开的噩梦,我从中看不到任何得到拯救的希望。

  那么,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身上进行某种依照逻辑而设计的实验—一个判决性实验—好让我断定我究竟是真的疯了,受着自己头脑中幻影的摆布,还是说尽管我的这些经历荒谬无比,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却千真万确。

  我一边思考着,一边凝视着一个用来支撑起落场承重结构的金属支架。它的形状是一根金属杆,从墙上突出来,四周用凸形金属板加固,漆成了浅绿色。在大约一米高的地方,有几处油漆已经剥落,多半是运送火箭的推车从那儿经过时擦掉的。我摸着上面的钢铁,用手将它焐了一会儿,然后敲了敲防护板的卷边。幻觉能达到这么逼真的程度吗?也许能,我自问自答。这毕竟是我的本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知道的。

  但是有可能设计出这样一个判决性实验吗?一开始我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我有病的大脑(如果它真的有病的话)会产生出任何我需要的幻觉。不仅是在生病的时候,就算是在最普通的梦里,我们也会和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并不认识的人交谈,向这些梦中人物提问题,并听到他们的回答。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人实际上不过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来自从我们头脑中暂时分离出去、貌似独立的一部分,然而在梦里,在他们开口之前,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将会说些什么。

  但实际上,这些话是我们头脑中那个分离出去的部分编造出来的,因此在我们把它想出来,并放到一个虚构人物嘴里的时候,我们自己早就应该知道了。所以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计划,进行什么样的实验,我总是可以对自己说:我所做的一切和我们在梦里的行为一模一样。斯诺特和萨特里厄斯在现实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向他们二人中间的哪一个提问都没有用处。

  我还想到我可以服用一些强有力的药物,比如佩奥特碱,或者是别的什么能够产生幻觉或多彩幻象的东西。如果服药后真的产生了幻觉,那就证明我服用的药物的确存在,是我周围现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我又进一步想到,这也并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个判决性实验,因为我知道这种药物(当然这必须由我来选择)应该在我身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服药的行为和药物造成的效果同样都可能是我自己想象力的产物。

  我开始觉得没有任何办法摆脱这种疯狂的恶性循环—归根到底,一个人只能用他自己的大脑来思考,没有人能够从他身体之外来检查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过程是否正常。而就在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既简单,又切中要害。

  我从那堆卷起的降落伞上跳了起来,直奔无线电台室。房间里没有人。我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动时钟,将近凌晨四点,仍属观测站人为约定的黑夜,窗外是一片红色的黎明。我迅速打开长途无线电通信设备,一边等着电子管预热,一边把实验的各个阶段在脑子里又排演了一遍。

  我记不得环绕索拉里斯运行的那个卫星体上自动观测站的呼叫信号是什么,但在主控制台上方挂着的一块小牌子上找到了。我用莫尔斯电码进行呼叫;八秒钟后有了回答。那个卫星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电脑,用有节奏的重复信号向我报到。

  我要求它每隔22秒向我汇报一次它围绕索拉里斯运行时所经过的银河系天球子午线的经度,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五位。

  然后我坐下来等候答复。十分钟后答复来了。我将记录着结果的打印纸撕下,把它塞进一个抽屉里(确保我连瞥都没有瞥一眼),然后从图书室取来了大幅星空图、对数表、卫星日常运动的年历,还有另外几本参考书,接着便开始计算我自己对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列出所需的方程式。我已记不得自己上一次进行如此困难的计算是在什么时候,很可能是在大学里实用天文学考试的时候。

  我在观测站的大型计算器上进行这番计算。我的推理如下:我从星空图上得出的数字和卫星体提供的数字应该不完全相同,这是由于卫星体经受着复杂的摄动,它不仅受索拉里斯本身万有引力的吸引,而且还受索拉里斯两个互相环绕的太阳的吸引,此外还受索拉里斯海洋所引起的局部引力变化的影响。这样我就有了两组数据:一组是由卫星体提供的,另一组是根据星空图从理论上计算出来的,然后我将对我自己的计算结果进行修正。经过修正之后,这两组结果应该吻合到小数点后第四位,只有小数点后第五位上仍然存在着差异,这是由于海洋不可预测的影响而造成的。

  即使卫星体所提供的数字并不是真的,而是我自己疯狂头脑的产物,那么它也仍然无法与另一组数字相吻合。即使我的大脑有毛病,它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完成观测站计算器所进行的计算,因为如果没有计算器的帮助,这些计算将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因此,如果两组数据相吻合的话,那就说明观测站的大型计算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真的使用了它,而不仅仅是在我的幻觉当中。

  我用颤抖的双手将那张电报打印纸从抽屉里拿出来,在另一张从计算器上拿下来的更宽一些的纸旁展开。正如我所料,两组数字互相吻合,直到小数点后第四位,在第五位上才有差异。

  我把所有纸张全都放进抽屉里。这么说来计算器的存在和我并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个观测站和站里的所有一切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正要关上抽屉,这才注意到里面塞着一叠纸,上面全都是匆忙写下的算式。我把那叠纸抽了出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有人已经做过和我相类似的实验,唯一的区别是,这个人向卫星体请求的不是关于天球的信息,而是索拉里斯行星反照率的测量数据,时间间隔为40秒。

  我没有疯。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已破灭。我关掉了无线电发射器,喝完了保温瓶里剩下的肉汤,然后便回舱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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