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凛冬(72)_肯·福莱特

七二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①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①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人。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成为终身国家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內格林总理不是个共产党人。”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我不识字，让她教教我吧。”在学校认了许多字的大卫说。

　　“我也不怎么识字。”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乔·埃里也想凑这个热闹。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