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凛冬(20)_肯·福莱特

二〇

　　海因里希非常兴奋，劳埃德则情绪低落。他们朝相反方向的两个小会场走去。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将进行最后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代表非常郁闷。他们的领袖韦尔斯将上台发言，但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几个代表说，如果韦尔斯发表谴责希特勒的言论，他恐怕很难活着离开会场。他们同样担忧自己的安危。劳埃德感到害怕，如果议员都能被杀，他们的助理又会怎么样呢？

　　韦尔斯告诉大家，他已经在胸袋里藏好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如果被捕的话，他情愿自杀也不愿被凌辱。劳埃德吓坏了，韦尔斯是个民选的议员，险恶的形势却逼迫他不得不做出烈士才会有的举动。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今天早晨的预判全然错了。他原本以为疯狂的授权法案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他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项法案将得以通过。他完全错判了局势。

　　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英国也错了吗？他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有人问，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是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劳埃德站起身。“我过去看看。”说完，他跑进中央党开会的小剧场。和之前一样，他探头进去，示意海因里希出来。

　　“布鲁宁和厄辛已经动摇了。”海因里希说。

　　劳埃德的心一沉。厄辛是天主教工会的领袖。“作为工会的一分子，厄辛怎么会投票同意通过这种法案呢？”劳埃德问海因里希。

　　“卡斯说，教会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反对法案，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将陷入无序状态。”

　　“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镇压只会更血腥。”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样？”

　　“他们觉得投票反对就会被枪决。但他们还是要反对，不惜一切。”

　　海因里希进去了，劳埃德也回到了社会民主党那边。“抵抗派的势力正在削弱，”劳埃德告诉沃尔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他们害怕反对法案将引起一场内战。”

　　大家更沮丧了。

　　六点，各个党的议员都回到了辩论大厅。

　　韦尔斯首先发言。他平静、理性，不动感情。他指出生活在民主社会将有利于德国民众，民主将带给人民自由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劳埃德注意到希特勒在做着笔记。

　　发言最后，韦尔斯勇敢地提出了对博爱、公正、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授权法案将毁灭这一切，我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法案。”他的话引来了纳粹的嘲笑和揶揄声。

　　社会民主党议员拍手鼓掌，但他们的掌声很快被淹没了。

　　“我们尊重那些被迫害和被镇压的人，”韦尔斯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尊重德意志领土上一切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坚定不移和忠诚值得尊敬。”

　　劳埃德只能从纳粹的叫喊和嘘声中听到只言片语。

　　“他们的献身和乐观主义精神会给德国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在刺耳的质疑声中坐了下来。

　　他的演讲起了什么作用？劳埃德完全说不上来。

　　韦尔斯发言之后，希特勒又站起来发言。这次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劳埃德意识到总理开场时的发言只是在热身。他的声音更亮，发言也更具攻击性，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憎恨——他时而指点，时而捶桌，时而捏拳示威。他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双手向外一扫，似乎要把所有反对力量都扫除干净。希特勒每一处充满激情的演说都得到了支持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每句话都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吞噬一切的暴虐。

　　希特勒同样很自信。他宣称他其实不必推出授权法案。“我们是在向议会索取我们本该轻易得到的东西！”他嘲弄道。

　　海因里希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借故离开了包厢。过了一会儿，劳埃德看见海因里希站在楼下大厅里，和他父亲耳语了几句。

　　回到包厢以后，劳埃德发现他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劳埃德问：“你们拿到他手写的保证书了吗？”

　　海因里希躲开了劳埃德的目光。“保证书是打字机打的。”

　　希特勒以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谴责结束了这段发言。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那些否决票。“德国将得到自由！”他咆哮道，“但不是通过你们这些人！”

　　其他党派领导人的演讲都很短，所有人都显得很受挫。卡斯教士说，中央党将赞成这项法案。其他党派也是一样。只有社会民主党还在抗争。

　　投票结果宣布了，纳粹党人疯狂地欢呼起来。

　　劳埃德很惊恐。他看见赤裸裸的强权滥施淫威，这是何等丑陋的一幕啊！

　　他没和海因里希说话就离开了包厢。

　　在入口大堂，劳埃德看见了沃尔特，他正在哭。沃尔特用一块很大的白手帕擦着脸，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除了在葬礼上，劳埃德还从没见过哪个大男人像他这样哭。

　　劳埃德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沃尔特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德国的民主死了。”

　　＊＊＊

　　4月1日，星期六，是德国的抵制犹太人日。艾瑟尔和劳埃德走在柏林大街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艾瑟尔为自己的新书不断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卫星被粗暴而醒目地贴在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上。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口，恐吓所有想要进去买东西的人。犹太律师的事务所和犹太医生的诊所前，都设置了警戒哨。劳埃德碰巧看见两个冲锋队员正在阻拦病人们去洛特曼医生那儿就诊，洛特曼也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医生。一个手掌粗糙的挖煤工人脚踝扭伤了，他让冲锋队员滚开，后者便掉头去找容易对付的患者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如此残忍呢？”艾瑟尔问。

　　劳埃德想起了继父，他很爱他。伯尼·莱克维兹就是个犹太人。如果法西斯主义降临英国，伯尼也会成为被仇恨的目标。这让劳埃德打了个哆嗦。

　　那天晚上，罗伯特的酒馆自发地举行了一场酒会。没人组织，但晚上八点，酒馆里已经坐满了社会民主党人。茉黛的记者同事们，以及罗伯特那群演员朋友都来了。他们之中的乐观派说，随着经济的萧条，自由进入了冬眠，但经济一旦恢复，民主就会醒来。而其他人只是在一旁喝闷酒。

　　劳埃德喝得很少。他不喜欢酒精对大脑的麻痹作用。酒精会影响思考。他问自己，德国的左翼政党能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灾难，但他找不到答案。

　　茉黛说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的近况。“艾达把婴儿从医院里带回家了，他看上去很开心。但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等他再大一些，可能就要被送到某类护养机构，可怜的孩子！”

　　劳埃德已经听说孩子是由十一岁的卡拉接生的。真是个有胆量的女孩！

　　九点半的时候，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走进了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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