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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刚才雅罗米尔不知该如何应对同仁的责难,可这回同仁比他还要糟糕,他不仅理屈词穷,而且他的沉默让人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没有差别,新世界并不存在。但是,那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站起身来用质询的口气问道:“那么,您能否告诉我们,昨天与今天的爱情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正在这决定性的时刻,仿佛所有人都进入死胡同,那个拄拐棍装假肢的人插了进来;在前面的讨论中,他一直专心致志地听着,尽管看上去有些不耐烦;这一次他站起身,靠稳了椅子:“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说。他这一排的人立刻表示反对,说没有必要,他们都认识他。但他打断他们说:“我的自我介绍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今天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同志。”

  由于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对于诗人来说不具任何意义,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的生平:他在这幢别墅做了三十来年的看门人;在工厂主考科瓦拉的时代他就已经在这里了,那时这里是考科瓦拉的夏季别墅;战争期间,考科瓦拉被逮捕,别墅成了盖世太保的度假地,他也在这里;战后,这房子曾一度被基督教政党没收,而现在,警察局又在这里安顿下来。“根据我这么多年的所见所闻,我可以说没有任何政府像共产党政府这般替劳动人民着想。”

  当然,如今这个时代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工厂主考科瓦拉的时代,在盖世太保和基督教政党的时代,公共汽车站一直是在别墅的对面。”是的,这很方便,从公共汽车站到他别墅地下室的住处只有十来步路的距离。但是现在汽车站被搬到了两百米开外!他已经到所有能抗议的地方进行了抗议,但是根本没用。“请告诉我,”他用拐杖敲击着地面,“现在别墅属于劳动人民了,为什么汽车站要搬得那么远?”

  他这一排的人反驳说(一部分人是出于不耐烦,另一部分人则是拿他取乐)已经和他解释一百遍了,公共汽车现在是停在一个在建的工厂前。

  假肢男人回答说他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建议汽车在两个地方都停。

  他这排的人说汽车每隔两百米就停一次,这样的行为非常愚蠢。

  “愚蠢”这个词冒犯了假肢男人;他宣称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他这样说话;他用拐杖敲击着地面,气得满脸通红。再说这不是真的,汽车完全可以隔两百米就停,他知道别的汽车线路就有这样的情况,两个站之间距离也很近。

  这时组织者之一站起身,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假肢男人说(他肯定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交公司明确禁止在如此近的距离设立两个公共汽车站。

  假肢男人则回答说他提议有个折中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可以将公共汽车站搬到工厂和别墅之间。

  但大家提醒他说,如果这样工人和警察离汽车站就都不近了。

  讨论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分钟,诗人根本无法插进去说话;大家都在对自己相当了解的主题进行讨论,没有给诗人任何发言的机会。假肢男人被自己的同事弄得非常难过,重新怒气冲冲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大厅里再次安静下来,但是隔壁大厅的乐队声随即就传了过来。

  接着,很长的时间里,没人再说什么,一个组织者终于站起身,感谢诗人们今天的到来,并且带给他们如此有意义的讨论。作为访问者的代表,六十来岁的诗人也站起身,说讨论(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总是这么说的)让诗人们受益无穷,诗人们得到的比主人得到的还要多,应该诗人们感谢主人。

  隔壁的大厅里传来歌声,大家赶紧围在假肢男人身边去平息他的愤怒,诗人们被撇在了一边。过了一会儿,看门人的儿子和两个组织者一起过来陪他们走向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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