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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第五章

  崔胜权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说是有个“亚洲世界”会议,还要和林会长共进午餐。我漫不经心地接完电话,却不能拒绝。因为距离汉江数字中心开业还有几个月时间。林会长和大东建设的资金困难以及涉嫌腐败问题已经多次见诸报端。不过,最近整个建筑行业都面临着不景气。“亚洲世界”项目是在两次更换策划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过程中留下的课题。我刚刚负责汉江数字中心设计的初期,林会长还没有兴趣,或者对此不了解。也许是崔胜权推进的这个项目。他是我大学同学的弟弟。

  他的哥哥崔胜日是美术系的学生。我考入建筑系,对绘画产生兴趣的时候,有位同届校友向我介绍了胜日常去的画室。胜日在大学前辈创办的面向高考生的画室里打工,做助手。他是首尔土著,出生在比较开放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著名设计师。我去过他家几次,他们兄弟俩毫无顾忌地和父亲一起喝酒,一起抽烟,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家的书房,宽敞如客厅,排列的书架直抵天花板。多亏胜日,我才能熟练地素描和写生。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他遭遇车祸去世。平时只要喝一杯酒就会倒头大睡的他,那天不知为什么喝得酩酊大醉,跑上车道去打车,被一辆急转弯准备进站的公交车撞倒。后来听胜权说,那天是胜日失恋的日子。当时我在贤山建筑公司做小时制实习生,忙得不可开交,别说参加葬礼,连他去世的消息都不知道。

  留学归来,我回到贤山建筑公司做了室长。有一年,他的弟弟崔胜权给我打电话。出于业务需要,他打听到了我。当时他像万事通似的对建筑、设计都有很多见解。他供职于大企业下属的广告公司,后来到外国企业担任广告代理,然后自己开了广告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赚够了养家糊口的钱”,就终止了所有的生意。他的大部分财产好像都是不动产。

  他把文化和经营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起来,出书、演讲,吸引了很多人。他负责好像名为“诗·句”的文化财团,看起来像是闲散人士的社交俱乐部。近几年我接到他的邀请,参加过两三次。一起吃自助餐,交换名片,召集知名人士听演讲,根据当天的气氛,跟随拥有别墅的会员继续联欢。他们充满善意的话语和斯文的态度令人厌倦,难以忍受,不过我还是成功地忍住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多少也能理解他们的孤独和不安,他们只能不停地追逐向阳地。人生好不容易实现了小小的岌岌可危的成功,必须变得更牢固,更庞大。我走过的路和崔胜权的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对世界更冷漠而已。

  好像是去年吧,大东建设的林会长联系到我。我去吃晚饭的时候,崔胜权已经等在那里了。几年不见,他的语调一如从前,还是文化决定世间万事的语气。

  您果然朋友遍天下。这个人您是怎么认识的?

  听我这样问,林说:

  啊,我们都去同一家教会。

  提起教会,林会长的话多了起来。

  因为这个人,我们夫妻俩开始参加凌晨礼拜了。

  他说教会的规模不大,聚集而来的都是熟人。教会小而安静,还是自己请的牧师。他提到了另外几个有政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教会。

  那也算是某种上流社会的社交俱乐部。我们只是单纯的信仰共同体。

  林会长提出了“亚洲世界”的策划案,到了后半部分,崔胜权做了更详细的说明。我有在贤山建筑公司供职和自己创办事务所的履历,大概也能看出这种事是什么性质。执行力的强弱取决于当权者的关注点。何况是在首尔郊外,京畿道知事是谁、是否属于执政党,这是很重要的出发点。这个策划案由崔胜权带来。他已经搭好了桥,工作开始后,这座桥会变得更为坚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不断拓宽社交范围,四处搭桥。站在向阳地是很简单的。观察掌握权力的人说什么,然后不是说同样的话,而是想出相似的词语,证明自己本来就有同样的立场。有时这种方式行得通,有时也会遭遇挫折。即使遭遇挫折,也不会被推出很远,因为他们已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本意单纯而善良,并不会对主流社会造成伤害。尽管无聊而庸俗,不过中产阶层坚信这是完美的见识。

  不露心迹渐渐地变成了我的天性,我常常笑而不语。总之,我也不容置疑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乘坐公司的车去了首尔郊外。原野里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个住宅区,边缘是新建的现代化大厦。有的地方只是支起了架子,有的正急匆匆地用金属和玻璃装饰混凝土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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