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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凭着这十四点空中楼阁似的条款,无法保证一个国家的福祉,只能依靠武装起自己的军队,并且解除敌人的武装。在这些军国主义者身后,挤着一大堆工业集团的代表们,他们要维持他们军事工业的运转;还有那些中间商人,他们想从战败国的战争赔款中大赚一笔;外交官们背后受到各反对党的威胁,越来越摇摆不定,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国家捞到一大块领土,使疆域扩张。有几只灵巧的手指巧妙地摁动舆论的键盘,于是欧洲各报,在美国各报的协助下,以各式各样的语言,变奏着同一个题目:威尔逊以他不切实际的奇思怪想推迟了和平。他的乌托邦本身,其实很值得赞许,肯定也充满了理想的精神,但却阻碍了欧洲的团结一致。现在再也不能因为道德的担忧和超道德的顾虑再浪费时间!倘若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将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诽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威尔逊制订计划是为了今后的若干世纪,他衡量时间的尺度自然不同于欧洲各国人民。要实现一个长达几千年的梦想,四五个月对他来说过于短暂。可是在这期间,在东欧各地,由黑势力组成的自由兵团到处进军,占领疆土,大片的土地还不知道属于何方,该属于何方。德国、奥地利的代表团在四个月后还没有得到接见,在尚未划定的边境线后面,各民族骚动不宁。明显的气象标记预示,明天匈牙利,后天德意志,出于绝望都会落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因此外交官们拼命催逼,赶快取得一个结果,赶快缔结一个和约,管它公正与否。首先把前进路上一切横加阻碍的东西全都扫开——尤其是那份不吉利的公约!

  到达巴黎的第一个小时,就足以使威尔逊感到,他在三个月内建造起来的一切,在他回国后的这一个月里已经遭到破坏,眼看着就要毁于一旦。福熙元帅[10]几乎已经使公约从和平协议中消失。开头的三个月,似乎毫无意义地浪费掉了。但是谈到决定性的大事,威尔逊却坚定不移,寸步不让。第二天,3月15日,他通过媒体正式宣告,1月25日的决议一如既往地继续有效,“这份公约将成为和平协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有人试图不在新的公约的基础上,而是在同盟国之间存在的秘密协定的基础上签订对德和约。威尔逊发表的这份声明是对这种企图的第一次反击。威尔逊总统现在清楚地知道,这些强国方才还庄严宣誓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但其目的却是让法国得到莱茵地区和萨尔区,让意大利得到斐乌默和达马蒂安,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各自分得一份战利品。他若不进行反击,和约将按照他们严厉谴责的拿破仑、塔勒兰和梅特涅的方式签订,而不是按照他提出的为大会庄严通过的那些原则来缔结。

  激烈斗争持续了两周。威尔逊自己并不想把萨尔区划给法国,因为他认为这第一次民族自决权的突破,将被视为其他一切先决条件的范例。果不其然,意大利感到它所有的要求都和这第一次突破紧密相连,已在威胁要离开会议。法国媒体加强密集的炮火。布尔什维克在匈牙利已登上前台。

  同盟国论断,不久,布尔什维克将在全世界泛滥成灾。即使在他最亲近的顾问当中,豪斯上校和罗伯特·朗欣,也越来越明显地摆出反抗的架势,甚至他从前的朋友也劝他,面对世界的混乱情况,现在得火速缔结和约,宁可放弃若干理想主义的要求。在威尔逊面前组成了一道异口同声的阵线,在他的政敌和竞争对手的煽动下,从美国传来的舆论也猛击他的脊背。有些时候他感到自己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他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他一个人和大家对垒,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已下定决心,倘若他的意志无法得到贯彻,他就离开会议。

  就在这场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还有一个敌人向他发动最后的袭击,这个敌人来自内部,来自他自己的身体。4月3日,正当残酷的现实和尚未完全塑造成形的理想之间的斗争达到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威尔逊已无法挺着腰板站立起来,一场流感迫使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卧病在床。但是时间比他发烧的鲜血更加逼人,更加使人坐卧不宁。报道灾难性事件的消息像阵阵闪电划过乌云密布的天空,使得这位病人不得安宁。

  4月5日,共产主义者在巴伐利亚掌权,在慕尼黑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夹在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之间的奥地利,饥荒遍地,时刻可能参加进去。随着每小时的反抗,威尔逊独自一人对于全局所承担的责任也跟着增长。人们一直逼到这个精疲力竭者的床边,向他施加压力。在旁边的房间里,克雷蒙梭、劳德·乔治、豪斯上校正在议事,大家都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达成一个结果。而这些代价得由威尔逊以他的那些要求,他的那些理想来偿付。现在大家都异口同声一致要求他的“持久和平”必须收回,因为这个设想阻碍了签订现实的、军事的、物质上的和约的进程。

  可是威尔逊尽管疲惫不堪,筋疲力尽,被疾病耗尽了他的体力,被舆论的攻击所激怒——报纸指责他拖延了和约的签订,被他自己的顾问所抛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们所围攻,却还一直没有让步。他感到,他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否定他自己说的话。只有把这个和约与非军事的、持久的、未来的和约协调起来,只有当他为实现这唯一可以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进行最为尽职的尝试,才能当真夺得了这一和约。

  他刚从病床上起来,就打出决定性的一击。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美国轮船‘乔治·华盛顿号’最早启程前往法国布列斯特的日期,最早抵达布列斯特的日期分别是哪天;总统希望此船尽快启航。”同一天向全世界宣告,威尔逊总统已下令让他的轮船开到欧洲。

  这个消息犹如一声霹雳,大家立刻全都明白,全球各地全都知道:威尔逊总统对于任何条约,哪怕只在某一点上违背了公约的原则,都表示反对。他已下定决心,宁可离开会议也不会作出让步。决定欧洲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命运的一个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只要威尔逊总统从会议桌旁站起身来,旧日的世界制度就要土崩瓦解,混乱局面就要开始。但是这种混乱局面也许是诞生新的星辰的那种混乱局面。欧罗巴焦躁不耐地战栗着:其他的与会者会担负起这种责任来吗?决定命运的时刻,威尔逊他自己会承担起这种责任吗?

  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伍德娄·威尔逊还依然坚定不移。毫不妥协,毫不让步,绝无“令人压抑的和约”,而是“公正的和约”。不把萨尔区割让给法国人,不把斐乌默割让给意大利人,不得分割土耳其,不得“交换人民”。正义得战胜权力,理想得战胜现实,未来得战胜现在!“正义必须畅行无阻,哪怕世界就此沉沦。”[11]这短短的一小时将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最富人性、最富英雄气概的瞬间——倘若他有力量度过这一瞬间,他的名字将归于少数真正人类朋友之列而永垂不朽,一个无可比拟的伟大业绩就此完成。但是紧跟着这一小时这一瞬间,接下来是一个礼拜,方方面面都向他进行追逼、围剿;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报纸都控告他,这位和平的缔造者,这位“Eirenopoiei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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