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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当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把他们的场景设置在异国他乡,把王子和公主作为他们剧本的男女主人公之时,他们不过是把那个场景从一张极薄的纱幕的一边搬到另一边去而已。这是赋予他们的人物以深度和距离的一种很自然的手段。但是,那个国家仍旧是英国式的;而那个波希米亚王子和英国贵族依然是一码事。然而,我们的现代诗剧作家们,似乎为了一种不同的理由,而去寻求那张表示过去和距离的纱幕。他们不要高高升起的纱幕,而要一幅把事物包藏起来的帷幕;他们之所以把他们的场景设置在过去,这是因为他们害怕现在。

  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试图把在一九二七这个优美的年份中确实在他们的头脑里翻腾着的思想、景象、同情和反感都表达出来,那就会有损于诗歌的体面;他们只能期期艾艾、吞吞吐吐,也许还不得不坐下来,或者离开那房间。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持有一种观念,它允许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现代的戏剧家或者是毫无观念,或者就是具有一种如此僵硬的观念,它束缚了他的手足,歪曲了他所见到的景象。因此,他只能到辛诺克雷兹先生们那儿去避难,他们什么也不说,或者只说一些能够用无韵诗体面地说出来的话。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更充分一点地表达我们的见解呢?究竟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是什么因素现在把作家放在这样一个角度,使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倾注到英语诗歌的陈旧渠道中去?只要在任何一个大城镇的街道中散步一番,我们就可以得到某种回答。那长长的砖石砌成的大街,被分割成一幢幢盒子一般的房屋,每幢屋子里住着一位不同的人,他在门上装了锁、在窗上安了插销,来获得清静独处不受干扰的某种保证;然而,他头顶上方的天线、那穿越屋顶的音波,却大声告诉他关于在全世界发生的战争、谋杀、罢工和革命的消息,他借此和他的同胞们保持联系。

  如果我们进屋去和他攀谈,我们会发现,他是一头谨小慎微、遮遮掩掩、满腹狐疑的动物,极端地忸怩不安、小心翼翼,唯恐泄露了他自己的秘密。实际上,在现代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强迫他如此做。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并无暴力因素;当我们相遇之际,我们的态度是彬彬有礼、宽恕容忍、令人愉快的。甚至连战争也是成群结伙、敌忾同仇,而不是单枪匹马地进行。个人之间的决斗已经绝迹了。婚姻关系已经能够无限期地延伸而不至于发生争斗攫夺。普通人都比过去更为安详、和蔼、有自制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去散步,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于一切——丑恶、肮脏、美丽、逗趣的事物——都极为敏感。他随波逐流地任凭每一个意念带领着他到处游荡。他公开地讨论那些过去甚至在私下也不便提起的事情。也许就是这种自由放任和好奇心,促成了他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本来没有明显联系的事物在他的头脑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奇特的方式。过去一贯是单独地、孤立地发生的各种感觉,现在已经不复如此了。美和丑,兴趣和厌恶,喜悦和痛苦都相互渗透。过去总是完整地进入心灵的各种情绪,如今在门槛上就裂成了碎片。

  譬如说,在一个春天的夜晚,皓月当空,夜莺欢唱,低垂的杨柳在河面上飘拂。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残废的老妇,在一条钢铁的长凳上挑拣她油污滑腻的破烂碎布。她和春天一起进入了他的心灵;他们互相交错,但是不相混杂。这两种情绪被如此不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口咬足踢,扭成一团。但是,当济慈听到夜莺的歌声之时,他所感到的情绪是完整统一的,虽然它逐渐从美感所产生的喜悦过渡到人类的不幸命运所引起的忧愁。他并不进行对比。

  在他的诗歌中,悲哀总是一个伴随着美的影子。在现代人的心灵中,美并不与她的影子而是与她的敌手为伴。现在诗人提到夜莺就说它“对着肮脏的耳朵唧唧地聒噪不休”。在我们现代之美旁边啁啾的夜莺,是对于美感嗤之以鼻的某种嘲弄的精灵;它把镜子翻转来,向我们显示美神的另外一边脸颊是深陷的、破了相的。似乎现代的心灵总是想要验证核实它的各种情绪,它已经丧失了单纯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接受事物的能力。

  毫无疑问,这种怀疑和验证的精神,已经使灵魂更新、节奏加速。现代作品中有一种坦率、真诚的品质,如果说它不是非常可爱的,它却是有益的。奥斯卡·王尔德①和华尔德·佩特②使现代文学变得带点儿狂热和香味,当塞缪尔·勃特勒和萧伯纳开始点燃羽毛并且把嗅盐瓶儿放到她的鼻子底下,她马上从十九世纪的昏睡中苏醒了。她醒来了;她坐了起来;她打着喷嚏。那些诗人们自然都吓跑了。

  ﹛①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英国小说家、戏剧家。﹜
  ﹛②华尔德·佩特(1839~1894),英国散文家、批评家。﹜

  当然,诗歌总是压倒一切地站在美这一边。她总是坚持要求某些权利,如节奏、韵律和诗的辞令之类。她从来不习惯于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目标效劳。散文把一切脏活都扛在肩上:她答复信件,支付账单,撰写文章,登台演讲,为商人、店主、律师、士兵和农民服务。

  诗歌掌握在她的祭师们手中,仍然处于脱离群众的地位。她已经变得有点僵化了,这也许就是她离群索居所付出的代价。她带着她所有的装备——她的面纱、她的花冠、她的回忆、她的联想——出现在我们面前,当她启口说话之时,她感动了我们。当我们要求诗歌来表达现代生活中这种不一致、不协调、嘲弄、矛盾、好奇心——在彼此隔离的小房间里培养出来的这些灵敏的、奇特的情绪,文明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广泛的、一般的观念之时,她的行动就显得不够敏捷迅速、直截了当或者豁达大度。

  她显著突出的音调太刺耳了;她过分强调的方式太显眼了。她给予我们的不是可爱的抒情诗,而是狂热的呼喊;她威风凛凛地把手臂一挥,嘱咐我们到过去的岁月中去避难;然而,她没有与心灵步调一致、并驾齐驱,也没有微妙地、灵敏地、热情地投入到它的各种各样苦难和欢乐中去。拜伦在《唐璜》中为我们指出了道路;他表明了诗歌可以成为一种多么灵活的工具;但是没人步他的后尘,或者把他的工具进一步加以利用。我们依旧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剧。

  于是,这就促使我们深思:诗歌是否能够承担我们现在赋予她的任务?也许,我们在这儿如此粗略地勾画出它们的轮廓并把它们归之于现代人的心灵的那些情绪,它们更愿意把自己交给散文而不是诗歌来表达。很有可能,散文将要——实际上已经——来承担某些一度曾经由诗歌来履行的职责。

  那么,如果我们不怕别人奚落嘲笑,大胆地去试图发现我们似乎正在非常迅速地前进的方向,我们不妨推论:我们正在向着散文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十至十五年内,散文将会具有过去从未有过的用途。那饕餮的小说已经吞噬了这么多的文艺形式,到那时,它将并吞更多的东西。我们将会被迫为那些冒用小说名义的不同的作品发明一些新的名称。①而且在那些所谓小说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几乎无法命名的作品。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我们究竟将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它,这倒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的这种新颖作品,它们可以用来表达目前似乎被诗歌断然拒绝而又同样不受戏剧欢迎的那些复杂感情。那末,且让我们试试和它更密切地打打交道,并且想象一下,它的范围和本质究竟如何。

  ﹛①伍尔夫在《一位作家的日记》中给自己的小说提出了一些名称:“挽歌”、“心理学的诗篇”、“传记”、“戏剧诗”、“自传”、“随笔小说”等。﹜

  你首先会猜测:它和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小说之主要区别,在于它将从生活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将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的标志之一的那种令人惊异的写实能力。它将很少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职业等情况;它和那种社会小说和环境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带着这些局限性,它将密切地、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然而这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它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小说那样,仅仅或主要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它将表达个人的心灵和普通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在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因为,在小说①的统治之下,我们密切地仔细观察了心灵的一部分,却把另一部分忽略了。

  ﹛①指传统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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