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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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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阅读完毕合上书本,我们的记忆力(就像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使那些精巧微妙的细节浮现出来,当时我们被一些更加显著的特征所吸引,因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微妙之处。我们想起了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在有些场合她完全保持沉默。对于一个生病的孩子,她本人就是忍耐的化身。她十分溺爱托蒂。你可以这样默默地思索推测乔治·爱略特的大部分人物,并且会发现,甚至在那些最不重要的人物身上,也有宽敞的余地来让那些独特的品质悄悄潜伏,而她不必去把它们从隐匿之处显示出来。 但是,甚至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意义更为重大的瞬间,穿插在所有这一切忍耐和同情之中。她的胸怀显得相当宽阔,足以容纳一大批傻瓜和失败者,母亲和孩子,家犬和英格兰中部作物茂盛的田野,精明伶俐或酗酒糊涂的农夫、马贩子、旅店主人、助理牧师和木匠。他们全都被一种浪漫的气氛所笼罩着,这是乔治·爱略特允许她自己加以渲染的唯一的浪漫气氛——往昔岁月的浪漫气氛。这些作品具有令人惊讶的可读性,丝毫也没有夸大其词或矫揉造作的痕迹。 然而,对于那些把她的一大批早期作品记在心头的读者来说,回忆的迷雾显然在渐渐地消退。这并不是说她的力量削弱了,因为,我们认为,在那部成熟的著作《米德尔马奇》中,她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这部宏伟的著作,包括它所有的不足之处,是为成年人而写的寥寥可数的几部英国小说之一。然而,她不再满足于那个田野和农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她曾经在别的地方寻求她的出路;而且,虽然回顾往昔是心平气和、令人宽慰的,但是甚至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也有那种困惑的心情、严格的苛求、怀疑的诘问和受到挫折的人物存在,而这种人物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在《亚当·比德》中的黛娜身上,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爱略特的身影。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身上,她更加公开而完整地显示了她自己。她是《珍妮特的忏悔》中的珍妮特,是《罗慕拉》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罗慕拉,是《米德尔马奇》中追求智慧并且在与拉第斯劳的婚姻里寻求人们几乎不能理解的东西的多罗塞娅。我们倾向于这种想法:那些对乔治·爱略特感到抵触的人们,是由于她的女主人公才会如此,而且他们很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毫无疑问,她们显示了她最坏的方面,使她陷入困难的处境,由于自我意识而忸怩作态,不断地说教,而且有时候粗陋庸俗。 然而,如果你能把这种姐妹关系统统丢开,你就会离开了一个渺小得多、低级得多的世界,尽管这是一个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更高的欢乐和安慰的世界。在说明她的缺点(就缺点本身而论)的原因之时,你会想起,她三十七岁之前从未写过小说,而当她到了三十七岁,她就逐渐带着一种痛苦和近于忿恨的混合情绪来考虑她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宁可完全不要想起她自己。 后来,当创作能力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下去而她已获得了自信,她就越来越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写作,但是,她这样做并没有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年轻的主人公。当她的女主人公说出了她想说的话时,总是显示出她的自我意识的痕迹。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此外,她赋予那自我意识以美感和财富;更加不可能的是,她还企图创造出一种白兰地酒的风味。但是,她是受到她的天才力量的驱策,才挺身而出在那宁静的田园生活场景现身说法的,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窘困的、带有刺激性的事实。 那位坚持自己出生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高尚而美丽的姑娘,是个最明显的例证,说明一位女主人公可以在她的周围散布什么样的毁灭性影响。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只要跟吉卜赛人逃跑或把钉子敲进玩偶的身躯便可使她满足;这时幽默感控制着她,使她天真可爱;但是,她在不断地发展着;还没等乔治·爱略特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她的手里就已经掌握着一个完全成年的女人了,她所要求的不是吉卜赛人,不是玩偶,也不是圣奥格镇本身能够为她提供的什么东西。 爱略特起初为她创造了费利浦·威根姆,后来又创造了斯蒂芬·格斯特。人们经常指出前者的软弱和后者的粗糙,但是,这两个人物,在他们的软弱与粗糙之处,与其说是表明了乔治·爱略特没有能力描绘一幅男性的肖像,还不如说是表明了当她不得不为她的女主人公构想出一个合适的伴侣之时,那种拿不准的、不坚定的、没有把握的摸索使她的手颤抖。首先,她被迫超越了那个她所了解和热爱的故乡的世界,涉足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在那儿,青年男子们整个夏日的早晨放声歌唱,而年轻的妇女们则坐着为义卖会刺绣吸烟帽。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正如她对于所谓“良好的社会”的笨拙讽刺所证明的那样。 良好的社会有它的红葡萄酒和它的丝绒地毯,它的预约六个星期之久的宴会,它的歌剧和幽雅的舞厅……它的科学由法拉第来研究,而它的宗教活动则由出入于名门豪族的高级牧师来主持,它怎么还会需要信心和强调呢? 在那段文字里,丝毫也没有幽默感或洞察力,只有一个妒忌者的报复心理,而这种心理我们觉得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但是,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一位偏离正道、超越界限的小说家的同情心和辨别力的要求复杂到可怕的程度,麦琪·吐立弗的所作所为要比把乔治·爱略特从她的自然环境中硬拉出来还要可怕。她坚持要把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引进到作品中去。她一定要堕入情网;她一定要陷于绝望;她一定要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哥哥葬身于激流之中。你越是仔细地考察这些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你越是忐忑不安地预感到乌云在酝酿、凝聚、密布,到了紧要关头,这片乌云会在我们的头顶上突然绽裂,化作一阵幻想破灭、唠叨不已的倾盆大雨。 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她掌握对话(当它不是方言的时候)的能力软弱,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她带有一种上了年纪的人害怕疲劳的心理,在需要努力激起感情、集中思想之时,她似乎畏缩不前。她放任她的女主人公们唠叨不已。她缺乏巧妙恰当的措辞。她缺乏那种选定一个句子并把某个场面的核心压缩到这个句子中去的准确无误的鉴别能力。“你打算和谁跳舞?”奈特利先生在韦斯顿家的舞会上问道。“和你跳,如果你邀请我的话。”爱玛说道①;她这样说,就足以表达她的心情了。要是《米德尔马奇》中的卡索朋夫人,就会说上一个小时,而我们就会不耐烦地向窗外望去。 ﹛①这是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中的一段对话。﹜ 然而,把这些女主人公毫不同情地打发掉,把乔治·爱略特限制在她的“遥远的过去”的农村天地里,那末你不仅削弱了她的伟大之处,而且丧失了她真正喜爱的东西。那伟大之处就在眼前,我们对此不能怀疑。那视野的辽阔,那些主要特写场面的宏大而坚实的轮廓,那些早期作品朝气蓬勃的光彩,那些后期作品寻求探索的力量和内涵丰富的反省,吸引我们超过限度地漫步徘徊、流连忘返。然而,正是对于这些女主人公,我们要投以最后的一瞥。“从我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起,我就在寻求我的宗教,”多罗塞娅·卡索朋说道,“我过去经常祈祷——我现在几乎不再祈祷了。我现在试图放弃那种仅仅为了自己的欲望……”她是在为所有那些女主人公说话。那就是她们面临的难题。没有宗教她们就没法生活,于是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们就开始寻求一种宗教。 对于仁慈善良的德性,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抱有一种深深的女性的激情,这使得她怀着渴望和痛苦伫立之处成为那部作品的中心——这里就像教堂一般安静肃穆、与世隔绝,然而,她却再也不知道应该向谁祈祷。她们在学习过程中追求着她们的目标;在成年妇女的日常职责中追求;在女性更为广泛的贡献中追求。她们并未找到她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对此不能怀疑。那古老的女性意识,充满着痛苦和情感,在沉默了许许多多年代之后,似乎已经在她们身上泛滥、洋溢,并且发出一种呼声来要求某种东西——她们几乎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某种或许是与人类存在的各种事实水火不能相容的东西。 乔治·爱略特的智力实在太强了,她决不会去窜改那些事实;而她的胸怀又太宽阔了,决不会去平息那种真理的要求,因为它是一种严峻的真理。她们的努力拼搏是极其勇敢的,除此以外,那一番搏斗对她的女主人公们而言总是以悲剧告终,或者以一种妥协作为结局,那就甚至更为悲惨。然而,她们的故事,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经历的不完整的版本。对她来说,妇女生活的沉重负担和复杂处境也不能使她满足,她必须超越禁区,为她自己摘取那奇异而光彩夺目的艺术和知识之果。她把它们紧紧地攥在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女人曾经这么做过,她不愿抛弃她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标准——也不愿接受一种不恰当的报偿。 我们就这样看见了她,一位难忘的人物,受到过分的赞扬而又在她的声誉面前畏缩不前,失望沮丧,矜持缄默,颤抖着退缩到爱情的怀抱中去,似乎只有在那儿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也可能是合法的归宿,同时,她又怀着那种“过分挑剔而又如饥如渴的雄心壮志”,伸出手来要求生活能够为那自由而好奇的心灵提供的一切东西,并且以她的女性的抱负去勇敢地面对那男性的现实世界。不论她的创作可能有过什么遭遇,胜利成功就是她的结局,当我们回想起她敢于追求和得到的一切,想起她如何克服了阻挡她的每一个障碍——性别、健康和习俗——想起她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直到她的躯体在这双重的负担压迫之下憔悴不堪、精疲力竭,我们应该在她的坟墓上安放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纪念品,给她献上月桂和玫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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