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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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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在内,国界在外 到德国后,常听人说某某某“岛熟”了,意思是说他或她就要去岛上度假,是旅游者的岛之乐。 组成“岛之乐”的两个词,对我来说是两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马。“岛”与“乐”格格不入。我在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年,每个人相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岛,国家是个大岛——一片对外隔绝、对内严格监控的疆域。在国家的广阔岛屿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个人小岛。二者在制约中叠合,两个彼此制约的事实,只需一个,而且是其中任意一个,就能打破这种关系。 在家里,我们彼此之间也互为岛屿。我的童年,是在五十年代斯大林时期,在一个远离城市却没有远离政治,没有一条柏油路的偏远村庄度过的。三四个干部统管着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他们刚刚完成学业,从城市来到这穷乡僻壤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的工作就是威胁、审讯和拘捕。村里有405户人家,约1500人,大家都在恐惧中度日,没人敢随便吭一声。还是孩子的我,虽然不了解大家怕的是什么,那种恐惧的感觉却深入骨髓。我们家每个人都曾有过悲惨的经历:外祖父母作为“剥削阶级”,被剥夺了田产和杂货店。当地曾名噪一时的首富,一夜之间连理发的钱都付不起了。他们的儿子死在战场上,他们的女儿、我的母亲,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整整五年,在饥寒交迫中历尽生死考验。 我父亲虽然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了,却整日泡在酒精里无法自拔,天天喝到双膝发软舌头打转儿。母亲将自己投入无尽的劳作,试图在身体的极度疲乏中忘掉痛苦。外公做家务时总是嘟嘟囔囔,外婆没完没了唠叨着她的经文……我对一切懵懵懂懂,只感受着这无言的沉默的废墟,一个人到处游荡,希望能离开他们,也离开自己。在没人看得见我的时候,大声自言自语。我从小就了解岛之痛,它是家里和村子一切不幸的源头。和我们相邻的是两个罗马尼亚村,一个斯洛伐克村和一个匈牙利村。 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节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服饰,自成一体。德国村的村民要为希特勒的罪行承担责任,虽然战争期间他们只是孩子或半大孩子,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村头碧绿的山谷,在我眼中有时也是孤岛。独自放牛时,望着合为一体的天空和草地,我可怜的皮肤感受着风景的无边无际。景色之美成为一种威胁,像一只有摆的钟,把自己的嘀嗒声吃进肚子里,把我从草地抬进踉踉跄跄的蔚蓝,从高处扔出去,或者按进草地下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墓地的漆黑,再扔出去。 我们这支德国少数族裔被视作纳粹德国佬的孤岛。我们自认没有过错,却不得不忍受来自罗马尼亚人的惩罚。罗马尼亚人和安东内斯库一样不也曾是希特勒的盟友?和所有农人一样,我们本来就天性寡言,在这段“历史”的打击下变得更加沉默。我们表面恭顺,无条件地在国家的——不久前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耕地上劳作,内心却自视高贵,远离所有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词汇。 偶尔,大家喝酒时唱一曲纳粹军歌助兴,不去顾虑这和希特勒有什么牵连,由此产生的恐惧更激发了他们传承民风习俗、弘扬种族传统的斗志。他们在欢快的气氛中保持谨慎,却不屈从于谨慎。不,这不是什么岛之乐,只是夸张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恐惧,拒绝他人剥夺我们这“一小撮”的根本——“德意志民族性”,用自己的精明强干让其他人种相形见绌。是的,作为孩子,我属于他们,是他们岛之痛的一小块,继承了他们身上的一切特质:在国家面前,我是个胆战心惊的纳粹小德国佬,内心却十分自负,“我们”德国人就是比其他人种强。尽管这第二种心理,在我独处的时候毫无用处,不论黑暗中躺在床上,还是在巨大的翠绿山谷中放牛时。 这种巴纳特施瓦本的优势心态与国家刁难之间甚至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正因为我们是优等民族,我们注定要饱受磨难,这是家庭教育告诉我的。巴纳特有一套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意识形态,使我们面对强加的耻辱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但具体到每人的生活,具体到我们的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具体到村庄的街道和山谷,却没有丝毫意义。我从小就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敢深想。虽然我更愿意与他人分享,孩子总归希望自己能属于一个家,属于一个村庄,需要依赖有些“永恒”意味的东西,但我还是从“我们”中脱离出来。我在渴望归属中越来越疲惫,发现大家多多少少也都对自己感到疲倦,用埋头苦干遏制内心思想,应对党员干部的警觉,同时将优秀的“我们德国人”展示给外人。 我本能地,因而不可避免地,从里到外都不属于他们,但我不会公开承认,也不去想这其中的原由,估计大家都一样,只要不是从我身上看出来就行。上帝为我们人类发明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头骨——厚实,无法穿透。这个拥有三百多年传统礼仪和风俗,捍卫集体荣誉,为维护大我可以牺牲小我的村庄,是我无法理解的。孤独横穿日子,让生活中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那是我自己的疏忽和失败。 这些年不自觉中形成的模式,在我十五岁进城上高中之后依然延续。我至今不清楚这种模式的再确认让人更轻松还是更沉重。在城里,乡村孩子是城市孩子中间的孤岛。我上的是德语中学,大部分学生来自罗马尼亚的精英阶层,衣着考究、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他们蔑视乡下人:这些可怜的蠢才也想有所造诣?他们嘲笑我就等于在嘲笑全村人。我痛苦地发现,村里“精英”们的自视甚高终了只是自以为是的幻觉,他们的理念在三十公里外的城市全部变成一文不值的废话。 城里人很机敏,身体和舌头都会谄媚,爱干净,学习勤奋。我不明白为什么家里人总说罗马尼亚人又脏又懒。不过,他们有一点是对的:对干部们要多加小心。他们不费力气就能成为班上的监督者,天生适合做党务工作、主持会议。他们出身好,拥戴国家,在家里,父母同样身体力行地教育他们自己高人一等,只不过他们的高人一等是国家认可的。他们自有一套逻辑:国家精英不仅要自身出类拔萃,在国家的质疑对象面前更要表现得优秀。 校外,在城市的街道上,对可怜的皮肤来说,一切仍旧太大,只不过方式不同。我开始想家。后来,读到有关乡村现象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书籍,我仿佛看见自己的村子成了个被鬼魅地移出世界的箱子,矗立在玻璃幕墙后,盛满冷酷而僵化的人。我不和干部子弟来往,但我想成为普通的城里人,成为那些成千上万游走在商店、公园、电车上的人们中的一员。我在柏油路结实的岛屿上认出许多四处游荡的孤岛,监督下的城市的岛之痛天天写在他们脸上。我看着警察们大肆搜捕,当众把人押走;小偷被抓后大头照挂在商店门口的橱窗里向众人展示,他们的脸因恐惧而扭曲。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公园小路旁展示的模范工人和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假笑。我看着马路上或年轻或年老的尸体躺在尘土中,行人无动于衷地经过;我看着国家葬礼上的排场,丝绒装饰的卡车上敞开的棺木,和围观的人群玻璃般好奇的眼睛。他们的目光充满对一个下流家伙死后还要讲排场的厌恶,掺杂着难以抑制的嫉妒和自己享受不到的遗憾。但没有人敢于流露他们的鄙视和嫉妒,因为人流中总有注视你的眼睛,头脑需时刻警醒,半句话都可能多余,一个欠考量的词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舌头的失误被监视者抓住,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急转直下,过去的生活也要一起拿来清算。于是,每个人被迫成为孤岛,猜疑成为基本情绪,无时无处不在。 每个人都是一个四处游荡的秘密,盛满了禁忌。是不假思索地直接说出,还是把一切藏在心里,怎么做更明智,这是普通人见面时,首先要思量的,像黑夜和白天一样自然。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心中的所想是大忌,不能被对方发现,永远不要用词语或行动去证明天下大白的事物。罗马尼亚伟大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盖鲁·瑙姆(Gellu Naum)在他的作品《齐诺比亚》中写道:“……对某些事,必须保持沉默……别人就他们的能力能理解多少是多少,每个人说出的比他知道的要少,理解的比他听到的要多。他理解了的别人不会对他说,因为他无法理解他听的,如此种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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