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30)_赫塔·米勒

三〇

　　因为我还是写作者，遭遇到的对陌生目光的误读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认为我陌生的目光是到德国后才有的，同时，文学界还把它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艺术，一种将写作者与非写作者区别的技艺。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作家们自豪地利用并共同编织着这种误读。他们一再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写作有别于任何其他工作，并由此背负着与众不同的负担。作家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应当像金树叶一样被人艳羡。他们将陌生的目光作为一种美德来出售。

　　陌生的目光与写作无关，但与人生经历有关。我认识一位母亲，曾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她从不让女儿穿木跟鞋，也不允许她在自己面前烤肉。野餐时她会出神地望着天空，微笑着说：“这里和埃特斯贝尔格(Ettersberg)一样美”，然后继续吃她的东西，仿佛刚才只是在赞美一个普通的夏日。她营造的画面令人联想到豪尔赫·森普伦的文字：巴黎夜晚的酒吧，美丽的女郎在我眼前呈现死亡。林荫道的街灯下，雪花纷纷落下，映出布痕瓦尔德的死亡之地。森普伦是作家，这位母亲不是，但他们拥有同样陌生的目光。

　　在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获得这陌生的目光时，就体验了母亲对土豆的痴迷，体验了她在咀嚼土豆时的恐惧与狂热、厌恶和渴望。1945年，母亲十九岁时，被流放到今乌克兰境内的多奈茨贝肯(Donetzbecken)强迫劳教。在那里，她对土豆既诅咒又祈望，既爱又恨。土豆从来没填饱过她的肚子，把她拖进慢性饥饿，变成一个皮包骨的小女孩。但土豆又是基本的营养品，饿死还是活下去都依赖于它。

　　母亲活下来了，从此与土豆形成一种永恒的共生关系。没有人吃土豆时会有她那样的目光，和她那样的呼吸。在嫌恶与饕餮的欲望之间，在语言中寻找多久，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五十年后，她仿佛还会经由土豆从生到死，或者起死回生。她看着餐叉上的土豆片向自己的嘴慢慢移动，迷惘的眼睛开始潮湿。她从来不去用力扎破土豆，也从不在盘子里剩一点土豆渣。我一直不愿和她一起吃饭。我总是请求厨房灯、桌子和她盘中的土豆，求它们帮帮她，别让她吃饭时总是这样一副模样，让我必须面对这样的场景。

　　那时我还太小，家里不让我接触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亲盯着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教我怎样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时土豆已经不再匮乏，多到可以用它喂猪养鸡，但母亲还是紧盯着我，好像我的未来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为她与土豆的情结，我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术，她从来没有这么上心地教过我别的东西，也从来没说过它为什么如此重要。

　　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所有关于劳动营的细节，都是我从别人或书中了解到的。我想，也许她只在吃土豆时回忆劳动营的情景，这样在说话时就不必再去想那里了。或许叫我名字的时候，她脑子里也会浮现劳动营的情景？如果那样，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后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但与土豆的共生关系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比起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纪念一个死去的朋友，这又算得了什么？

　　将陌生的目光归结于接触到陌生的环境是荒谬的，其反面才合理：陌生的目光来自熟悉的事物，只是其中的理所当然之处被抽离了。没有人愿意交出理所当然，每人都依赖顺从自己、不失天性的东西，那些人们用来劳作却不会在其中照出自己的工具。如果在物体中照见了自己，坠落就开始发生，人们在每个细小的姿态中都会见出深刻。与事物的和谐弥足珍贵，因为它爱护着我们，我们把它称作理所当然，它只在人们意识不到时才存在。理所当然是我们最无须努力的拥有，和我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当人们不为自我存在时，它是完美的呵护。最难的是，理所当然在离去时不是单个地、有数地将人遗弃，而是一下子大量抛弃与它不再协调的东西。此时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不停地飘，不断地跳。这不间断的自我感知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我们能感受到身体里一根根过度紧张的神经，却无法摆脱。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那几年总是处于类似的状态，我曾希望自己疯掉，这样不必干掉自己就能将自己遗弃。我期待疯狂能带给我另一种理所当然，它不再需要我，因为我已面目全非。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斥责我，我当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用意，以为他骂我是因为喜欢我。他骂得对，因为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一天，他领我到郊外乡下的一个精神病院——他是摇滚乐手，为病人做音乐治疗，自从摇滚乐不能再登上舞台，这是他赖以为生的手段——他带了些唱片，有打击乐、爵士、摇滚、讽刺小调。病人们听到音乐，反应各不相同，有跟着唱的，有摇头晃脑的，有心不在焉的。我不知道他们是真听懂了，或者只是需要一个活动，让自己暂时摆脱杨树上乌鸦的叫声，和脑袋里不停的吵闹。

　　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一个因政治原因错乱的病人。政治病人的理所当然会回归大脑，在癫狂中不断用他们从正常生活中带来的恐惧折磨自己，会颤抖、哭泣、扭曲肢体，极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谁是因个人原因，谁是因国家恐怖主义变成精神病的。更让我吃惊的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某些症状自己偶尔也会有，只不过更短暂。原来我业已习惯的状态竟是精神错乱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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