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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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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深深地吸引。一次我在一家服装店看见一个橱窗模特,心想:现在“英格·文策从里米尼回来了”。英格穿着秋装,站在离角落一步之远的滚梯后面、客户通道的第一个拐弯处。每次换季前,她都会减轻一部分体重——衣服对她来说都会大一手宽,在背部用别针别着。商店里的英格和我最好的女朋友一样,又高又细像一根柳条,身体在衣服的包裹中十分迷人。她每周去裁缝那儿三次。当她身着时髦的新装漫步在林荫道时,裁缝已经在赶制下一件了。就是她,这个渴望生命、步履轻盈的城市孩子,眼波会漂亮地流转、从不钻词语牛角尖、像鄙视感官破产一样鄙视专制的朋友,她死了,和帮我卖睡衣的朋友一样。 是的,我在商店里看到英格和她哥哥时,仿佛人们把年轻的死者放进商店,委托他们代理新一季的服装。现在,他们没有了生命,持久耐用,不再脆弱——他们已经变成了物品。他们穿起新衣,引领下一季的潮流:没有脏污,没有皱纹,没有汗渍,也没有了感情,只承担着委托,留意女人在试装时,妆容和口红是否会弄脏衣服,男人在试裤子时是否会把鞋脱掉,留意纽扣不要被弄丢,衣服试完后要重新挂回原处。最重要的是,拿了衣服的顾客要到款台付款。英格和雅各布,诱惑着,也在监督着。其他客人会怕他们吗?我会怕。虽然我知道模特就在滚梯后面,但每次都会吓一跳。英格·文策一定认为我哪儿不大正常。 我在英格和雅各布面前总感觉自己形迹可疑。他们暗中观察着,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是活人,只不过与商店签了立体模特合同,不能泄露自己活着的秘密。我没有偷过他俩的东西,但我是有过劣迹的。在罗马尼亚,小偷被抓住后,要连同赃物一起拍照,像蒙羞的毕业生,标上名字和年龄,张贴在商店的公示栏。二三十张脸上是恐惧的表情,胸前举着一盒火柴、一块香皂或是几根蜡烛。生活无望之时,我也在商店偷过小东西。对我来说,耻辱牌上的脸庞比光荣榜上的优秀员工感觉更亲近,那些都是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为执行别人的计划——即便是谋杀——而活着。似乎专制政府的道德卫士带给我的恐惧还不够,我要让自己的心脏加倍危险地跳动。 我的神经已经崩溃,我不得不偷,至少得偷点国家的衣服夹子和面条之类,因为它偷走了我的整个生活。因此,我看到立体模特时会深感恐慌。我怕他们看出我曾是个相当老到的店贼,有重犯的可能。如果某一天我顺滚梯下到转角,看见他们正从时髦衣服的口袋里,掏出葵花籽或南瓜子,像以前的公务员、警察、看门人、守夜者、守田人或牧羊人那样,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剪报时我看到Ladendiebin(女店贼)这个词,里面有“die bin”字样,我只需把ich(自己)加进去就行。我给一只手提袋切开一个口,在上面贴了一句话:Die Ladendiebin die bin ich(女店贼那就是我)。 过去对于我来说是对当下的一种金字塔形升级,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生活的改变更多要经由双脚和物体而不是经由手和大脑。在将来也是如此。未来,又是曾经的当下的金字塔形升级。曾经的当下携带了多少为未来准备的行李,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经常琢磨英格究竟是在哪里出生和长大?我尝试用诗歌接近她使用的物品: 她脖子上的金饰适合德特莫尔德/埃姆登更配她的睡衣/亨特查尔顿合适她的旅途/不来梅港适合睡眠/床应当是赫尔姆施泰特的/辛德菲根适合她的所有物品/伊塞隆配她应季的衣服。 每次坐火车,走进车厢后,我先要四下看看,等找到“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才会坐下。我如此依恋她。车厢里,有缘同行的旅客挨坐在一起,只有我和英格并非不期而遇。如果是远途旅行,旅客走了来,来了走,我在英格的陪伴下,辨认着火车到达的位置。一个女人上来,吃着牛角面包夹火腿,面包屑掉在胸上,她吃一口擦一下,嘴角一直粘着一块面包,像白色的羽毛,好像她伪装成月牙形面包吃了一只海鸥。过一会儿,又上来一个拿着长形三明治的女人。面包屑也掉在衣服上,但她先不理会,等吃完后一起整理。从她们的行为方式上,我无法判断谁更不自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生人面前吃东西会是什么样。我仔细观察她们,是在她们处理面包屑的动作中寻找意义,还是说明我对自己缺乏了解,坐在别人对面缺乏自信,总希望在琐事中找出对与错? 在思考邻座行为的同时,我从没有忘记我家里一定要挂一幅“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这样我随时都可以看到她。我从未偷过模特英格一件衣服,但我偷了德铁的“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我等了好几个月,才碰到单独和她待在车厢的机会。她被粘得很紧,我用钥匙才抠下来的。之后不久,联邦铁路就换了别的广告画。如果当时不及时下手,别人就会把她从我身边偷走。她现在就挂在我的卧室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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