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4)_赫塔·米勒

二四

　　我的脑袋是个死角，在看到蟑螂后不再顾虑什么了。我拎起旅行袋，挎到胳膊上，离开了他们为我划定的圈儿，既没有车票也没有证件，径直向大门走去。我的脚在行动，脑子却没有动。便衣就在站台那儿等着，那瞬间我明白了他们的计划，那肮脏、阴险的设计。他们只是在试验，看我没有得到指令前，在没有证件和车票的情况下，敢不敢离开。他们以为我会像木头一样在候车室傻站着，等列车开走后，再回来告诉我，我本来可以上车的，没人拦着我，是我自己在候车室里耽误了，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压根儿就没在这儿。

　　另外一种可能是：列车开走后他们回到候车室，“惊讶”地发现我又有别的事，不打算去了。他们明明白白告诉过我，他们会在站台上等我，但我太笨，误会了他们的意思，连这么简单的话都理解不了。这两种设想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玩的游戏，威胁中含着诅咒、粗俗的挖苦和傲慢的下流想法。现在我来到站台上，他们为这第三种可能性也做好了准备：两人把我夹在中间，胳膊肘来回撞我，用脚踩我。我在他们俩中间晃来晃去。他们不说话，我也沉默着，紧闭双唇。

　　我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以防祸从口出，被扣下来。我们的身体无声地冲撞，仿佛谁都不会说话。雪铺在地上宛若面粉，月台上没有灯，漆黑一片。所有旅客都上了车，车站上空荡荡的。我听到自己踉跄和摔倒的声音，仿佛来自别人。我一次又一次爬起来，趔趄着，仿佛便衣根本不存在，在夹缝中顺着列车一直走到卧铺车厢，走到月台的最末端。他们分站在车厢入口的两边，左边的把车票递给我，右边的把身份证递给我，狞笑着说“旅途愉快”，听着却像是“最后的旅途”。

　　我上了车，他们也跟着上来。上车也在第三种版本的设计中。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也许会趁夜深人静，把我扔到车轮下，类似这样的“自杀”不胜枚举。我看着他们从车厢尾部向下一节车厢晃过去。他们在执勤，没有行李。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失误。我不该上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区行驶好几个小时的列车上，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我睡的是下铺，这也是一个可能被连夜带走的征兆。上铺是个五十岁左右梳着高高发髻的女人，她的发型看上去像一只带蘑菇伞的茶壶。女人站在车厢敞开的门前走廊上，透过窗玻璃看茫茫夜色。茶壶发髻女人会不会是便衣安插的同谋？我向列车员出示车票和身份证的时候，希望从他的眼神和嘴角判断出他是否知道秘密警察的计划。我发现他在茶壶发髻女人那儿停留的时间和在我这儿一样。列车员走后，虽然门敞着，我还是脱掉衣服，睡裤里穿着裤袜，上床，盖上被子，在被子下把信塞到长筒袜里。

　　躺了一小会儿，起身匆匆走向洗手间。我把信封撕碎，扔进便盆，冲水，把信顺墙塞进一根生锈的管子下。回来时，茶壶发髻还站在窗边。我钻进被子，一遍遍地数发髻女人套头毛衣背后的条纹，是二十一道，没错，一直数到她走进车厢开始换衣服。我脸冲墙。等我再回头时，只见她浅蓝色休闲装上套了件有蕾丝肩带的白睡衣。她把细细的浅蓝色肩带从肩上褪去，轻晃几下，浅蓝色落到地上。她高高抬起腿，好像在迈一个水坑，然后拾起浅蓝爬上床。脱衣时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必须盯着她，判断她是否和两个便衣有瓜葛。浅蓝色，尤其是有肩带的白色睡衣，让她看起来是清白的。她不必一起动手，只需在设定的时间，那两人到来之前，将我麻醉。

　　等我失去了意识，和那两人一起坐到下一站，或者，等到了早晨再回家睡觉。她可以休一天假用来补觉。车厢的灯还开着，她已经睡着了，发出深沉的呼噜声。真这么快，还是她在假装打呼，为了迷惑我？穿着白色睡衣的人也会假装吗？我不敢睡。车厢里完全暗了下来，暖气烧得过热，我感觉整个车厢都被裹进了茶壶发髻。空气凝滞沉重，眼睛胀痛，像呱呱叫的青蛙的白色尿泡。我开始捂着嘴无声地哭泣，枕头也被浸湿。

　　我觉得自己像个可怜又可悲的蠢妇，自己往圈套里钻。我把枕头换到干的一面，脑子里开始默诵诗歌，嘴里哼着歌儿：雪是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雪是白色的，我想躺着躺着躺着，躺在雪下面看。我在心里把它唱了上百遍，火车摇晃着为我伴奏。直到天亮，茶壶发髻还在打鼾。我这时才敢相信，便衣不会来了。他们错过了黑暗的保护。我溜进厕所，把信取出来。

　　因为“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的白色睡衣，我在去马尔堡的火车上忆起了这趟黑暗中的死亡之旅。后来我在车上经常能看到英格·文策，她躺在所有路段上，穿着我熟悉的三种睡衣：一种是与村庄告别的雪地齿形吸力睡衣，第二种是茶壶发髻女人的睡衣，第三种是毛皮师傅的礼物。我被铁丝厂开除后，冰箱、地毯、家具和房子都没还完款，失去了经济来源，就去做家教，给蒂莫什瓦的一个皮毛厂大师傅的两个孩子教德语。

　　我没打算和这些人有什么私交，能付得起学费的都是随遇而安的人，或是中产阶级。我可以在他们家里吃饭，可以和孩子单独在一起，但前提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国家敌人。但事情到了末了几乎都一样：虽然他们很满意我的工作，但干了几个星期之后，迫于秘密警察的压力，他们只好勉强找借口把我辞退。他们也为自己一贯的服从感觉羞愧。

　　毛皮师傅经常出国，成箱成箱地带回便宜的化妆品和衣服，回来能卖个好价钱。一天，他送我一顶从厂里偷的海狸皮帽子，这是他第三次偷帽子。当时正值春天，他在帽子的丝绸衬里塞了一件花边睡衣。因为有白色衬里，我把帽子转送朋友了。睡衣的面料是透明的尼龙，穿起来抖抖簌簌，产自匈牙利。居民楼冬天冻得人牙齿打战，夏天热得像桑拿房，不适合睡眠。睡衣像一件长及小腿肚的没有挂钩的赛璐玢窗帘，匈牙利人甚至把短短的袖口做成了喇叭形。贫困的东方如何想象西方资本主义的奢靡，看看皮毛师傅的塑料衣服就可略见一斑。和外婆的雪地齿形睡衣相比，它的性感尝试彻底失败，沦落为粗俗的模仿。

　　这粗俗，和感觉低人一等的秘密警察在审问时，把西方说成娼妓遍地的粗俗是一样的。他的论据来自剽窃，这睡衣则是嫉妒和鄙夷结合的产物。赛璐玢睡衣在庄严地举行着一场感性损失仪式，是罗马尼亚贫困的日常生活还无法企及的。这件睡衣也被我压在箱底，出国前我和朋友一起在跳蚤市场把两件一起卖了。为了招徕顾客，朋友挥舞着那件雪地齿形睡衣，他了解它的来历，所以这样大声张罗着：“穿上这件睡衣，会像冬日风景一样睡个安稳的好觉！”一个满脸雀斑的年轻女人上钩了，把它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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