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139)_埃默·托尔斯

一三九

　　冷酷无情从来都不需要戏剧效果。它可能来得极其平静，悄无声息。它会轻轻叹息一声，或者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或者为它即将采取的行动事先满怀同情地道个歉。它的行动虽然迟缓，却有条不紊，而且不可避免。就这样，“主教”轻轻地把地图放回到凹凸不平的桌面上。他从椅子里站起身，穿过房间，一句话没说便从伯爵身边走了出去。

　　在“主教”沿着塔楼走下五层，一直来到底层的过程中，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有可能在沾沾自喜。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伯爵瞧不起他，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能挫一挫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的傲气，并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也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充满正义。也许，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对维护无产阶级（他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发家的）的阶级情谊太过执着，以至于眼前的这位“前人民”在新俄罗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竟激起了他内心的正义感。还有可能，他因为嫉妒而生出了一丝快意。那些年轻时在学校遇到过困难或交不到知心朋友的人，见别人活得轻松惬意时，都会投以怀恨的目光。

　　沾沾自喜，正义感，快意，谁知道当时“主教”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主教”打开他办公室的大门时，他感受最强烈的绝对是震惊。因为几分钟前，刚刚在酒店阁楼中突然消失的那位对手，此刻正举着手枪，坐在经理办公桌的后面。

　　这怎么可能呢？

　　“主教”从伯爵卧室离开的那一刻，一股情绪的激流正从伯爵心里喷涌而出，他不禁僵在了当场。那是一种由愤怒、怀疑、自责和恐惧交织而成的感觉。他居然没把那张用过的地图烧掉，而是像个傻瓜一样随手塞进了抽屉里。整整六个月的精打细算和煞费苦心，就因为这一个细微的失误而毁于一旦。更糟的是他还危及了索菲亚。由于他的疏忽，谁知道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可是，就算伯爵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他也仅仅是僵住了五秒钟。因为，尽管那突如其来的下意识反应几乎把他所有的血液都从心脏里抽了出去，但他的刚毅和果决还是占了上风。

　　伯爵马上迈开脚步，跑到塔楼顶层。他仔细聆听着里面的动静，直到确定“主教”已往走下了两截楼梯，他这才尾随着“主教”下楼，而且脚上只穿着袜子。等到下至五楼时，伯爵马上从塔楼里冲了出去。他飞快地穿过走廊，然后沿着主楼梯往下飞奔，就像当年十三岁的索菲亚做过的那样。

　　从楼梯里下来时，伯爵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笼罩着。他径直奔入走廊，进入行政办公室，而且没被任何人发现。当他来到“主教”的办公室门前时，发现门上了锁。情急之下，他差点就骂出声来。可这时，他把手一伸，在自己的胸口上欣慰地拍了一拍。因为他的口袋里还带着尼娜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开了门，让自己进屋，然后转身将门重新锁上。他走到办公室另一头靠墙的地方。哈利茨基先生原先在这里摆了一张躺椅，现在它已被几个文件柜取代了。他从墙上挂的那幅卡尔·马克思的画像开始数起，把手摸到右边第二块镶板的正中间，然后再往下一摁，它便啪的一声开了。伯爵从里面的小洞中捧出来一只镶嵌着装饰的盒子。他把盒子往桌上一放，揭开了盒盖。

　　“太棒了。”他说。

　　然后，伯爵就坐在经理的座位上，把两只手枪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将子弹上好膛，开始等待。他估摸着，离门被人打开，只剩下几秒了。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利用这数秒的时间来调匀呼吸，降低心率，平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主教”把钥匙插进锁眼，然后开始拧动时，伯爵已经和职业杀手一样冷静了。

　　“主教”根本没料到伯爵会坐在办公桌后面等他。所以，在他随手把办公室的门摔上之后，他才注意到伯爵。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的话，那“主教”的长处就是，无论多么烦琐的规定，他都会严格遵守，而且，他还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罗斯托夫领班，”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冲伯爵说道，“这间办公室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伯爵把其中的一只手枪举了起来。

　　“坐下。”

　　“你敢！”

　　“坐下。”伯爵更加缓慢地重复了一遍。

　　对于武器，“主教”会头一个承认他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上，他几乎连左轮和半自动手枪都分不清。但此刻，傻瓜都看得出来，伯爵手里拿的那把是件古董，是件博物馆里才有的珍品。

　　“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向当局报告了。”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抄起桌上两台电话中的一台。

　　伯爵将枪口从“主教”身上移到了斯大林的肖像上，然后放了一枪。子弹刚好射在这位前最高领导人的双眼之间。

　　也不知道是被枪声还是被这一亵渎的举动震惊到了，“主教”吓得往后一跳，手里的听筒也“咔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伯爵又抬起第二支枪，瞄准了“主教”的胸口。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主教”照办了。

　　伯爵站起来，那第二支枪仍然对着“主教”的前胸。他把听筒放回电话机的支架上，然后绕到“主教”的椅子后面，锁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才坐回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两个人都没说话。“主教”刚刚失去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好吧，罗斯托夫领班，看来你用暴力威胁的手段成功地逼我留在了这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等。”

　　“等什么？”

　　伯爵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其中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主教”本能地伸手去拿电话，可伯爵摇了摇头。电话响了十一声才停下来。

　　“你打算把我在这儿关多久？”“主教”执着地问道，“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直到明天早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朝四周看了一圈，想看看墙上有没有钟，却没找到。

　　“把你的手表给我。”他说。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主教”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扔到了桌上。一般来说，伯爵并不喜欢拿枪逼着别人交出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觉得有必要关注钟表上的时间，并且以此为荣，可今天这个场合他却非关注不可。

　　据“主教”的手表显示（他很可能将表拨快了五分钟，这样就能确保不会迟到），现在已快到凌晨一点了。这时候，也许会有客人刚从外面吃完夜宵回到酒店；酒吧里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逗留；广场餐厅已经有人做起了清洁，正在摆放桌椅；而大堂里应该有人正在除尘。等到了凌晨两点半，酒店里每一个角落都会安静下来。

　　“你随便坐，跟在自己家一样啊。”伯爵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口哨吹起了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吹到第二乐章的某一段时，他才意识到“主教”正在一旁冲他轻蔑地笑。

　　“你在想什么？”伯爵问。

　　“主教”的嘴朝左上角抽搐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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