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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德国人皱了皱眉，他把手在空中一挥，仿佛想就此把伯爵打发走，就像他把俄国这个国家也轻易打发了一样。可细心的奥德留斯早已将三只空杯子摆在吧台上，再斟满每一只。 　　“谢谢你，奥德留斯。” 　　“我的荣幸，阁下。” 　　“第一，”伯爵说，他特意停顿一下以增加戏剧效果，“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德国人嘴里咕哝了一声。 　　“是的，没错。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每个国家的万神殿中都有它最杰出的诗人。但有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俄国人就等于在叙事的壁炉台上摆下了两尊青铜书立。从今往后，所有的小说家，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只有把自己摆放在两尊书立之间的份，从这头开始，到那头为止。因为，还有谁，我问你，对短篇小说技巧的把握比契诃夫更高超？那些简洁而齐整的故事，它们仿佛在互不连通的时间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家庭的某些角落；在那里，人的状态仿佛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尽管它可能会令人心碎。同时，在另一端：你能想出一部比《战争与和平》更宏伟壮阔的著作吗？从客厅写到战场，再从战场写回客厅？能对历史是如何塑造了个人，个人又是如何塑造了历史做出如此充分的挖掘和研究？我告诉你，在接下来的数代人里，都不会再出现能取代这两位的作家，因为他们就是叙事文学的阿尔法和欧米茄①。” 　　﹛①　阿尔法和欧米茄分别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我敢说，他讲得很有道理。”说罢，英国人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伯爵把自己的酒也干了。德国人轻轻抱怨了两句，也跟着喝了。 　　“第二呢？”英国人问。奥德留斯在一旁把杯子又都重新满上了。 　　“《胡桃夹子》第一幕第一场。” 　　“柴可夫斯基！”德国人大笑道。 　　“你笑了，我的先生①。你如果也能想象出那样一个场景，我甘愿拿一千克朗跟你打赌。圣诞前夜，在到处布置着花环的屋里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完之后，克拉拉和她那些漂亮的新玩具一起在地板上进入了甜美梦乡。但午夜钟声敲过十二下之后，独眼的德罗塞尔迈尔像猫头鹰一样出现在落地大摆钟上，圣诞树开始越长越高。” 　　﹛①　原文为德语：mein Herr。﹜ 　　伯爵将手从吧台上缓缓抬起来，表示树在长高。这时，英国人吹起了口哨，他吹的是开幕时那首著名的进行曲。 　　“是，没错。”伯爵对英国人说，“人们常说，英国人最了解怎么庆祝降临节。但恕我直言，要想见识冬天的精髓，你必须再冒险向北去，到比伦敦更北的地方。你必须到北纬五十度以北才行，因为那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地方，也是寒风最猛烈的地方。黑暗，严寒，冰雪，俄罗斯所特有的气候能让圣诞气氛像烈火一样燃烧得最明亮火热。这也正是为什么柴可夫斯基捕捉到的圣诞的声音似乎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好。我告诉你，二十世纪欧洲所有的孩子不仅对《胡桃夹子》的旋律耳熟能详，还会想象着该芭蕾舞剧中所描绘的圣诞；而在他们年老昏聩的年纪，每到圣诞前夕，柴可夫斯基的树依然会从他们记忆的最底层钻出来，越长越高，他们会又一次抬头注视，直到看得目瞪口呆。” 　　英国人伤感地笑了一声，又把他杯中的酒喝光了。 　　“这个故事是普鲁士人写的。”德国人一边说一边勉强地把酒杯也举了起来。 　　“我同意你说的，”伯爵说，“如果不是柴可夫斯基，它现在可能都还停留在普鲁士。” 　　奥德留斯又往杯子里倒满了酒。这位永远心细如发的调酒师觉察到了伯爵脸上询问的表情，便冲伯爵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安排妥当。 　　“第三……”伯爵说。然后，便不再开口解释，而是把手朝夏里亚宾的门口一指。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位服务员，他手中稳稳当当地托着一个很大的银色餐盘。服务员走过来，把盘子放在这两位外国人中间的吧台上，然后揭开餐罩，下面是一大份鱼子酱，旁边还有俄式薄煎饼和酸奶油。这下连德国人也不禁露出了微笑。跟他的偏见相比，他的胃口占了上风。 　　那些能接二连三喝上一整小时伏特加的人都知道，人的酒量和他身型的大小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有的人身材矮小却能喝七八杯，但有的大个子最多只能喝两杯。我们这位德国朋友的极限看样子也就是三杯。如果说先是托尔斯泰把他扔进了桶里，接着柴可夫斯基让他开始随波漂浮，那么鱼子酱则最后将他推到了瀑布的边缘。他冲伯爵责备地晃了晃手指，然后走到酒吧里的某个角落把头埋进自己的臂弯，到梦中见他的糖梅仙子①去了。 　　﹛①　《胡桃夹子》中的人物。﹜ 　　伯爵见状，便推椅子要起身，可年轻的英国人又替他把杯子满上了。 　　“鱼子酱这一手来得真漂亮，”他说，“可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也没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呀。” 　　“魔术师从来不会揭穿自己的秘密。” 　　英国人笑了。然后，他又开始打量伯爵，仿佛生出了别的好奇心。 　　“你是什么人？” 　　伯爵耸了耸肩：“我不过是你在酒吧碰到的某个人而已。” 　　“不。不止这些。我遇到的是一位博学之人，这我是知道的。我听见调酒师是怎么称呼你的。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伯爵自谦地笑了笑。 　　“我曾经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得过圣·安德烈勋章，是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年轻的英国人把手伸了过来。 　　“查尔斯·阿伯内西，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金融见习生，一九二〇年剑桥输了泰晤士河亨利河段的划船比赛，我是当时的前桨手。” 　　两位绅士握过手，又喝了起来。这位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仍在不住打量伯爵：“过去这十年可真够您受的。” 　　“你可以这么说。”伯爵说。 　　“革命爆发以后，你有没有尝试过离开？” 　　“正好相反，查尔斯，我是自己跑回来的。” 　　查尔斯一脸惊讶地看着伯爵。 　　“你自己回来的？” 　　“冬宫被攻陷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巴黎。战争爆发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出国了。” 　　“你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吧？” 　　伯爵笑了：“不是。” 　　“那为什么呢？” 　　伯爵盯着那只空酒杯。那些事他已经许多年没跟人提起过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说，“而这个故事长着呢。” 　　话毕，查尔斯把他们两人的杯子又给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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