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讲稿(13)_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三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十分珍惜时间。但是在文学中我们却可以随意地、漫不经心地去对待时间，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要提前到达某个预期的目标。我们在文学中节省时间，是因为我们节省的时间愈多，供我们浪费的时间就愈多。修辞与思维要敏捷，就是要做到灵活、多变与流利。写作也应该有这些特点，因为写作时常常会离题，会从一个话题跳向另一个话题或一次又一次地放下然后又捡起后来的话题。

　　劳伦斯·斯特恩的伟大发明便是他利用离题这一手法创作了一部小说，成为狄德罗效法的典范。离题或插叙，是推迟写结尾的一种策略，是在作品内部拖延时间，不停地进行躲避。躲避什么呢？“当然是躲避死亡”，一位意大利作家即卡尔洛·莱维在一篇介绍《项狄传》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不会认为莱维是斯特恩的崇拜者）。斯特恩的诀窍在于他把插叙和时间无限这种感觉，引入到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之中。

　　“钟表是项狄的第一个象征，”卡尔洛·莱维写道，“在钟表的控制下他出生了，开始了他那不幸的一生。钟表也成了他不幸的象征。贝利①曾经说过，死亡躲藏在钟表之中。死亡就是时间，是一步步变得具体的时间，是慢慢分成片段的时间，或者说是渐渐走向终结的抽象时间。个人的不幸就是这抽象时间的具体部分，是它的片段，是它的部分，而不是它的整体。项狄不愿意出生，因为他不愿意死亡。一切手段，一切武器都可以用来逃避死亡，逃避时间。如果说在时间与死亡这两个逃避不了的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的话，那么离题与插叙则可以使它们之间的距离延长。如果这些插叙变得十分复杂，十分曲折，相互缠绕在一起并迅速更迭，让人看不清它们的踪迹，那么死亡也许不会找到我们，时间也许会迷失方向，我们也许会被这些不断变换的掩体保护下来。

　　﹛①意大利诗人。﹜

　　这些话值得我深思，因为我并不崇尚插叙，也可以说我喜爱直线，希望直线能无限延长，好让读者捕捉不到我。我希望我能像箭一样射向远方，消逝在地平线之外，让我飞行的轨迹无限延伸。或者说，如果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那么我将用许多直线线段设计我的行迹，依靠这些短小的线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绕过各种障碍。

　　我在青年时代就选定拉丁语格言“忙而不乱”作为我的座右铭。也许这句格言对我的吸引力不是词语，也不是词语表示的概念，而是它们的形象。你们一定会记得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威尼斯出版商阿尔多·马努齐奥，他在自己各种出版物的扉页上都印上一只在铁锚钩爪间游戏的海豚，并注上拉丁格言“忙而不乱”。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在其著名的著作中评论这个漂亮的印刷图案说，它代表了紧张的持之以恒的脑力劳动。然而，铁锚和海豚同属于海洋这个世界，我喜欢的则是那些把不同来源、不同意义的图案联系在一起的形象，例如画谜之类的形象。保罗·乔维奥①收集的16世纪的图案中有一幅用蝴蝶和螃蟹来注释拉丁格言“忙而不乱”。这两种动物形状都很怪，但都很对称，正是它们这种奇特的形状使它们被放在一起时，出人意料地显得和谐。

　　﹛①意大利历史学家和绘画艺术作品的收藏家。﹜

　　从开始创作生涯那一天起，我就把写作看成是紧张地跟随大脑那闪电般的动作，在相距遥远的时间与地点之间捕捉并建立联系。因为我爱好冒险、爱好童话，我总想找到某种东西能代表内心里的力量，代表大脑里的活动。我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形象上，寄托在由形象产生的想象上。当然我很清楚，只要这种想象尚未变成语言，便谈不上是文学作品。诗人写诗，作家写文章，成功都在于他们找到了文字表述。这可能通过一闪念而实现，但一般说来却需要耐心地选择“恰当的词语”，铸成字字经过推敲的句子。句子的声音要谐调、概念要清楚、含义要深邃。我深信写散文与写诗并无两样，不管写什么都应找到那惟一的、既富于含义又简明扼要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表达方式。

　　写长篇时很难保持这种紧张的工作状态。另外，我的性格也决定了我最好写短篇。所以，我的作品大都是由“短篇小说”构成的。例如，我在《宇宙奇趣》和《你和零》中进行的试验，用讲故事的形式谈论抽象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这种试验只能在短篇小说的范围内进行。我还试验过更短的作品，故事的篇幅更短，介于寓言故事与短小的散文诗之间，例如我过去写的《看不见的城市》和现在写的《帕洛马尔》。当然，作品的长短只是外表上的标准，而我指的却是一种高度的浓缩。虽然在长篇叙述中也能做到高度浓缩，但这种高度浓缩的标准长度却是一两页。

　　由于我偏爱短篇，只好遵循意大利文学的传统。意大利文学史中小说家不多，诗人却不少。这些诗人即使写散文，也把自己的思想与创作的精华集中于有限的几页之中，例如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集》。他的这部作品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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