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31)_马尔克斯

三一

　　他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制过滤器日夜不停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汲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孓的圣殿。

　　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这些孑孓，因为那时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它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它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中追求少女，也会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孔德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砸得支离破碎。他看见她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她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他才学到，原来孑孓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只孑孓，还有很多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石制过滤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胆战心惊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得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兀鹫的羽毛，它便会绞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阴疝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它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

　　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渣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

　　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①。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

　　﹛①但丁《神曲》中的名句，写在地狱之门上。﹜

　　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号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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