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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回乡

  十岁那年的某个夏夜,我和父母乘坐的火车奔向新斯科舍的东尽头。“阿莱克斯,你随时都可能看到了,”父亲兴奋地说,“注意窗外,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父亲站在过道里,左手撑着头顶的行李架,人斜在我和母亲的上方,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右手抓着我的右手,每次我抬头,总是先望见一块弧形的白幕,那是父亲衬衫的前襟,然后又见到父亲精致的五官,他眼睛的蓝,还有他卷曲的红头发。他很高大,看上去像个运动员。父亲这年四十五岁。

  “哎,安格斯,坐下,”母亲说道,话里交织着耐心和恼怒,“他不一会儿就会见着的。我们马上到了。你坐下好吗?大家都在看你。”

  在车垫的绿色面料上,我的左手和母亲的右手放在一起。母亲有褐色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比父亲小三岁。她长得很好看,相片常出现在蒙特利尔报纸的“名流”版面。我们就住在蒙特利尔。

  “就在那儿,”父亲像得了胜利般大吼,“看,阿莱克斯,那就是布雷顿角!”他把左手从行李架上放下来,手臂横在我们面前,指向坎索海峡的那一片蔚蓝。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山峰因为满是冷杉、云杉,呈暗绿色,像是浴水而出一般,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如同新打开的包裹边上弃掷的绸带。

  火车突然踉跄,父亲几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紧,几乎有些疼,我能感觉手指在父亲掌中都快麻木了。我想跟父亲提一下,但怎么说都觉得不礼貌,我知道他弄疼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就在那儿,”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现在你可以像大家一样坐下了。”

  父亲照做了,但抓我手的力道依然极为凶狠。“拿去。”母亲从我头顶递给他一张面纸,语气不算严厉。父亲静静地接过去,便让我想起他收在蒙特利尔家中的小提琴唱片。母亲不喜欢那些唱片,说听起来都一样,所以他只等母亲出门、家里剩下我俩的时候听。那些时光就好比是在教堂,很庄重,很严肃,很哀伤,我不该说话,但除了说话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特别是父亲落泪的时候。

  现在火车已准备好乘船过海峡了。父亲松开我的手,开始收拾行李,因为我们到岸之后还要换火车。收拾完了,我们一起上了渡船甲板,眼见呜咽的船声行过平和的水面,将其宁静都搅碎了,抛进船后那翻腾的纷乱白浪中。

  父亲又回到火车里,重新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芝士三明治,是我刚刚没吃的。我们就一起去了渡船的船尾,那里很多人正把食物扔给跟了我们一路、正喧嚣着给我们护航的海鸥。海鸥是世上我见过最白的东西,白过家里的床单,白过那只粉红色眼睛、已经死去的兔子和冬天的第一场雪。我想,海鸥既已如此之美,总觉得可以再讲一些礼仪,更有教养一些。有一只斑驳的棕色海鸥,低低地飞在嘈杂队伍的左侧,感觉它动作僵硬,很不自在。当它想要冒险深入鸥群的密集处,它的同伴就会嘶叫起来,啄它,把它赶开。我们三人都想把掰下的芝士三明治抛给它,或者抛在它正前方的水面上。它实在太过寂寞了,只有自己孤单一个。

  到了对岸我们便要换火车了。有辆火车伴着咔嚓声缓缓驶过,一个金发男子单手挂在火车上,另一只手抓着个瓶子在喝酒。我觉得这主意挺好,就请父亲给我买汽水。他说等会儿会买的,却很奇怪地窘迫起来。我们横穿铁轨去我们自己火车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开始唱:“从前有个印第安姑娘……”他唱的不是文明的版本,而是我和朋友从六年级的大孩子那里学来的下流版。不知什么原因,我之前从没想过成年人也会唱这首歌。父母都走得很快,几乎是拎着我的手把我拽过这些惹人烦扰的铁轨。我们的脸都通红,都假装听不到那渐远的歌声。

  我们在另一辆火车上坐下,这时我发觉母亲非常生气。“十年了,”母亲忿忿责问父亲,“我在蒙特利尔教育了这孩子十年,他从来没见到过大人就着瓶子喝酒,也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语言。我们到了这儿还没有五分钟,他就都见到听到了。”她都快要哭了。

  “别放在心上,玛丽,”父亲安慰她,“他不懂的。没事儿。”

  “怎么没事儿?”母亲激动地说,“太有事儿了。多下流,多肮脏,我肯定是脑子坏了才答应你出这趟门。最好我们明天就回家。”

  火车动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沿着海岸哐啷前行。小船上有渔民淳厚地朝我们挥手,于是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之后,见到煤矿在地面划开很多黑色的裂缝,就像在山绿海蓝上结的伤疤。我在想,我的亲戚是否就在这些矿下干活。

  这列火车比上一列慢多了,感觉每五分钟就得停一下。有些人在聊天,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盖尔语,但内容我听不懂。另一些人瘫坐在椅子里,其中几个打瞌睡腿还横在过道中。过道的远端,两个空瓶没休止地来回滚动,彼此碰撞,还撞在座位的金属椅脚上。车厢左右晃荡,吱呀作响。

  车站不大,是褐色的。它前面有木质站台,照明靠高高的杆子上投下的灯光。灯上撞去成群结队想求死的飞蛾和六月虫。灯下有一小簇一小簇穿暗色衣服的人,在那里聊天、嚼烟草;还有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大概跟我同龄,三两凑堆,倚在破旧的自行车上,等着一捆捆报纸砸到他们双脚前面。

  两个高大的男人从他们那堆人中脱身出来,走向我们。我知道他俩都是我的叔叔,虽然之前我只见过年轻的那个。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到我家住过一阵,曾和我在地板上摔跤,家里没人的时候还喜欢放小提琴唱片听。有一天突然他就一去不返了,只留存在母亲的话里,有时是一句不带色彩的“就是你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有时则是更有所指的“就是你那个整天醉酒的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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