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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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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雅库布站起身,拿着他那杯才喝了一半的酒,坐到空出来的桌子上。透过窗玻璃,他朝公园中叶子发红的树木满意地瞥了一眼,对自己重复说,这些树木真像是被火烧了似的,而他的四十五年生活就投入在了一场大火中。然后,他的目光滑向桌面上,在烟灰缸边上,他发现了那瓶遗忘了的药片。他拿起药瓶,开始打量它:在药瓶上,写着一种陌生药品的名称,有人用铅笔添了几个字:每日服三次。装在玻璃瓶里面的药片,是浅蓝色的。这使他觉得很好奇。 这是他在这个国家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刻,就连那些最细小的事件也都富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并变成了具有寓意的戏剧。他在想,恰恰在今天,有人在我的桌上遗留下一瓶浅蓝色的药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女人,是这个政治迫害的继承人和刽子手的帮凶,把它留在了我这里呢?她是不是想由此告诉我,浅蓝色药片的必要性还没有过时?要不然,她是想通过对毒药的这一影射,向我表达她永不磨灭的仇恨?再不然,她是想对我说,我离开这个国家的行为,表现出的是一种屈服,跟吞下我带在衣兜中的浅蓝色毒药是同样的屈服? 他在衣兜里乱掏一气,掏出那张卷起来的纸,把它展开。现在他看着那片药,发现它的颜色要比忘在桌上的那瓶药稍稍暗一些。他打开药瓶,倒出一粒药在手心里。是的,他的药片要比它颜色微微更深一些,形状也稍稍更小一些。他把这两片药都倒进了药瓶。现在,他瞧着它们,他证实,一眼看去,谁都不能马上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在药瓶中,最上面,在无疑用于治疗小毛病的、毫无危险的药片之上,栖息着伪装了的死神。 就在这时候,奥尔佳走近了桌子。雅库布迅速盖上药瓶的塞子,把它放在烟灰缸边上,起身迎接他的朋友。 “我刚刚遇到了克利玛,那个著名的小号手!简直无法想象!”她说着就坐到了雅库布的身边,“他居然跟那个可怕的女人在一起!今天,就在泡浴时,她还跟我干了一仗!” 但是,她立即住口了,因为,就在这时,露辛娜已经过来,站在了他们的桌子前,她说:“我把我的药忘在这里了。” 还不等雅库布有时间张口解释,她就发现了放在烟灰缸边上的那瓶药,便伸出了手。 但是,雅库布的动作更为迅速,抢先夺过了它。 “把它给我!”露辛娜说。 “我请您听我说,”雅库布说,“请允许我从里头拿一片药!”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您玩!” “我服的是同样的药,而……” “我这里可不是流动药房。”露辛娜说。 雅库布想拔下瓶塞,但是,不容他有时间,露辛娜一下子就伸出手来抢药瓶。雅库布立即把药瓶抓在手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药瓶给我!”年轻女郎喊道。 雅库布瞪着眼睛看她;他慢慢地松开了手。 §11 在车轮有节奏的铿锵声中,她旅行的徒劳无益似乎显得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她心里明白,她丈夫并不在那个温泉城。那么,为什么她还要去那里呢?她花费四个小时坐一趟火车,难道仅仅是为了得知她早已了然于胸的情况吗?她并不听从一种理性的意志。她的内心中有一个马达在转动,没完没了地转动着,没有办法叫它停住。 (是的,眼下这一时分,弗朗齐歇克和卡米拉就像是两支火箭,被一种盲目的嫉妒心远距离操纵着,发射到我们故事的空间中来——但是,一种盲目性又如何能操纵什么东西呢?) 首都和温泉城之间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克利玛夫人不得不换三次车,最后终于在那个伊甸园一般的车站精疲力竭地下了车。车站上满是广告牌,推销当地颇有疗效的温泉水,宣传泥浆浴的神奇功效。她走上一条栽有杨树的小路,从火车站赶往疗养院,走到第一排廊柱时,她突然发现一张手绘的海报,上面用红字赫然写着她丈夫的名字。她吃惊地在海报前停住脚,辨认着写在她丈夫名字底下的另外两个男人的名字。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克利玛并没有对她撒谎!他确确实实是这样对她说的。在最初的几秒钟里,她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一种消失了多年的信任感回到身上。 但是,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她立即觉察到,音乐会的存在根本就不能证明她丈夫的忠诚。如果说,他同意在这个偏远的温泉小城开一场音乐会,那肯定是为了在那里找一个女人。她想象这情景比她当初猜测的还要更糟糕,她掉入一个陷阱中: 她来这里是为了证实她丈夫不在这里,并由此间接地(再一次,而且说不清是第几次!)证明他的不忠实。但现在,事情有了变化:她将(直接地,而且亲眼目睹地)拿住他的把柄,不是犯下欺骗罪,而是犯下不忠罪。无论她愿意不愿意,她都将看到要跟克利玛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一想到这个,她的脚步差一点变得趔趔趄趄。当然,她很久以来就确信她已经知道了一切,但直到眼前,她还什么都没有看到(没看到她丈夫的任何一个情妇)。说实在的,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以为知道了,她给这种猜测赋予了确信的力量。她相信她丈夫的不忠,就像一个基督徒相信上帝的存在。只不过,基督徒相信上帝时带着一种绝对的确信,确信自己永远也不能看到上帝。一想到这一天她将看到克利玛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她就感到一种恐惧,就像一个基督徒听说上帝打来了电话,说他要来他家跟他一起吃饭那样。 一种忧虑侵入到了她的全身。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她转身一看,只见三个年轻人站在拱廊中央。他们穿着牛仔裤和羊毛衫,他们那波希米亚人的举止,跟周围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那些正在这里漫不经心地散步的疗养者,一身的装束竟是那么的死气沉沉。她看到,他们正哈哈大笑着跟她打招呼呢。 “真是难得!”她叫嚷起来。原来是几个拍电影的人,都是她的朋友,她是在自己还上台带着麦克风表演的日子里认识他们的。 那个长得最高的导演立即拉住她的胳膊,说:“你来这里是为了见我们吧……要真是如此,那才真叫人高兴啊!” “可是,你来这里只是为了你丈夫……”导演的助手不无忧愁地说。 “真倒霉!”导演说,“首都最美丽的女人,居然被一个吹小号的动物关在笼子里,叫人一连好几年都见不到她的踪影……” “他妈的!”摄影师(就是那个羊毛衫上有破洞的青年)说,“就为这个,也该来庆贺一下!” 他们想象自己正在向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王大献殷勤,以为这个女王会爱理不理地把这一番殷勤往一个破篮筐里一扔了之,因为篮筐中本已满是她根本不屑一顾的礼物了。然而,实际上,这时她却满心感激地接受了他们的赞美,就像一个瘸腿的姑娘依靠在一个热情的臂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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