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两半的子爵(28)_伊塔洛·卡尔维诺

二八

　　我认为《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外没有别的意义。有的人物我觉得相当好——即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还有老子爵阿约尔福，他出场短暂。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仅仅是与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对立的一个图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号。

　　而他，梅达尔多，半身人呢？我说过他比别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节走预定的路线。但是，尽管他如此地受强制，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符合作者心中还不很清晰的某些东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我们再次遇上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故事里，《树上的男爵》，写于几年之后（1956至1957年间）。这一次也是写作的年代影响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对我们在历史运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反思的时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时相互交织。尽管有这一切，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

　　这一次也是我的头脑里先有一个形象多时：一个攀爬在一棵树上的少年；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我应当为此编造一个从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中脱逃的故事吗？不是，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我让这个不愿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只有这样写，我才有兴趣动笔。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

　　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人的插曲是为数不多的我从一开始就似乎很清楚的情节之一：他们由于偶然的原因生活在树上，当起因消除后就下树了，而那个“攀援者”相反，他出于内心的志趣，当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时他仍然留在树上。

　　完整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我还没有清晰的设想，而这一次在《树上的男爵》中体现在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写这个人物时发生了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认真地对待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我把他认同为自己。补充一点，当我为安排一个被树木覆盖的非真实国度而寻找一个往昔的时代时，我被十八世纪及其与后一个世纪之间的动乱时期的魅力吸引住了。于是，主人公，柯希莫·迪·隆多男爵走出了可笑的情节框架，来到我面前，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具有精准的文化特质；我的历史学家朋友们关于意大利启蒙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研究，成为幻想的可贵推动力。那个女性形象（薇莪拉）在文化与伦理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与启蒙主义者的坚定相反，那种对一切事物巴洛克式的和后来浪漫主义的冲动是危险的，险些变成破坏力量，跑向毁灭。

　　于是，《树上的男爵》在我笔下变得与《分成两半的子爵》大不相同。不是一个时代不详、背景模糊、人物单薄而象征化，童话结构的故事，我在写作时不断地被诱导进行历史的“模仿”，写出一系列十八世纪人物形象，标明日期和与之相关的名人轶事；风景和自然环境是虚构的，但是以怀旧之情细致描绘；精心设计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实的情节，甚至包括非真实的开头；总之，我最终品尝到了小说的滋味，这个词的最传统的含义。

　　关于那些次要人物，由于浪漫气氛中的自然繁衍而诞生，可说的不多。做孤独的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每一个人都以一种错误的生存方式，围绕在主人公唯一正确的方式周围。请看骑士律师，他重现特里劳尼医生的许多特点。十八世纪，奇闻逸事倍出的伟大世纪，仿佛特意为安置这座怪诞人物画廊而存在。那末柯希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使自己的不合常规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另类人吗？这样想来，《树上的男爵》没有穷尽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我们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一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自然或历史）不再有关系（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思考的焦点渐渐地与长久以来占据我心中的一个形象重合：一副行走的盔甲，中间是空的。我尝试着将它写成一个故事（在1959年），这就是《不存在的骑士》，它在三部曲中更可能位列第一而不是第三，因为查理大帝武士的年代更早，还因为与其他两个故事相比，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而且这本书写于历史背景比1951年和1957年更加动荡不安的年代，强调哲学提问，同时却以激越的抒情方式解决。

　　阿季卢尔福，不存在的武士，有着广泛散布于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那一类型人的精神面貌；我写这个人物很快就得心应手。我从阿季卢尔福的模式（具有意志和意识的不存在）出发，用一种反向逻辑程序（从思想出发走向形象，与我通常所做的相反），挖掘出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模式，即同客观世界浑然一体，我创造了马夫古尔杜鲁。这个人物没有能力拥有前者的独立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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