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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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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反正过年也要回家,为什么不挑那时候呢?说不定是找了女朋友,想在圣诞节或者正月里开新车出去兜风。孩子在五来上班,稍微贵一点的车靠车贷也能买得起,不过知道家里有这么一大笔钱,一定会想占点便宜吧。钱用在那孩子身上,婆婆肯定会高兴的,估计丈夫也不会反对——我还曾安逸地想象过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那孩子找我们商量的事,也不能说不是要钱,但那是从未曾想到的一件事。 那个周末,孩子不是一个人回来,身旁还跟着一个微胖的男人。年纪估摸三十多岁,粗眉毛、圆眼睛,容貌斯文。散发着布偶般柔和气质的他,用与对他印象相符的柔和语调自称是个律师。 我莫名其妙地和丈夫一起在客厅与他俩面对面坐下。 “其实,令郎现在面对被人起诉的状况。” 律师抛出了话题。在他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儿子一直像不服似的,面向一侧一言不发。 是三个女孩要起诉儿子。三个人都是女大学生,告的内容都一样:在联谊会上结识了儿子,两人一起去卡拉OK包房,在里面发生了性行为,但并没有获得女方的同意,也就是声称被强奸了。 律师补充解释了好几遍,说“只是对方这么主张而已”,儿子也在律师说明完一通之后这么说: “是误会。我被她们坑了。她们都没表示过反感。只是常有的一夜情。联谊会之后不都是这回事嘛。对方也是为了找乐子来的啊。” 我当时的心情很难用言语描述。我确实很想相信儿子,也很希望全都如儿子所说,是被她们坑害了,是被威胁的被害者。 但我就是没法这么想,太恶心了。 对方三人都是女大学生。想必儿子跟大学生之间的联谊活动很频繁。从儿子的语气判断,不难想象,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许多发生过关系的女性。进公司第二年的儿子,跟她们的年纪相差不大,但立场截然不同。那些还没出社会的二十岁左右的女生,对于在一流企业工作的儿子来说,一定很容易控制。想要达成他所说的“一夜情”应该也很容易。 我明白有一些女性确实是想和有地位的男性攀上关系。所以,或许也有女孩是主动跟儿子发生了关系。但难道每个人都这样吗? 儿子跟丈夫很像,身材魁梧健壮,而且待人接物比丈夫好多了。会不会是因为产生好感后两人去了卡拉OK,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儿子为所欲为了呢? 就像很早以前的我那样。 律师提出:“为了避免令郎的名誉无端受损,和解是最好的选择。” 据说这样下去可能会面临民事和刑事两方面的诉讼。哪怕以无罪告终,以性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和上法庭本身就很可能招致社会信用落入低谷。况且还有对儿子很不利的证据,上了法庭都不知能不能赢。据说三个人之中有个人还拿出了诊断书。那个女孩自称在卡拉OK包房发生性行为后,跑去了有夜间门诊的医院,接受过诊察。诊断书上写了阴道内壁有撕裂伤,而且还残留有精液。 儿子懊恼地唾弃道:“这女人就是元凶。她脑子有毛病。明明是她对着我抛媚眼,完事之后就突然哭哭啼啼地假装是受害者,竟然还跑医院去了。不光这样,还去找了以前跟我联谊过的女孩,煽动她们。” 听起来根本不像儿子,不像那孩子会说的话。外出时一刻都不肯松开我手的那孩子;不敢从养着大狗的人家门口路过的那孩子;在车站前见到红羽毛共助捐款时,说要把自己的零花钱捐出去的那孩子;成绩通知单的生活栏中写着“不仅成绩好,还很温和,具有领导能力”,被老师夸个不停的那孩子…… 那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种男人的呢? 元凶、脑子有病、抛媚眼、假装受害者——他为什么能说出这种话?假设就如他所说,是一夜情的关系,也并不是一个人能造成的结果吧?他一定也主动要求了,不,是在他的迫使下才变成这样的吧?现在贴在他脸上的那副表情才该说是假装受害者吧? 那个女大学生就是那时的我。不,比那时的我有勇气多了。因为她并没有哭着入睡。因为她去了医院,接受了诊察,找到了同伴,发动了反击。 “混账东西!” 将我心中浮现出的痛骂喊出口的是丈夫。 但他接下来是这么说的:“净招惹这种下贱的女人!” 之后,丈夫似乎是对儿子说了些说教似的话。儿子也一本正经地听他说,不时说着“对不起”“我错了”,反复道歉。 那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分工合作。乍看是父亲在训斥、儿子在反省,但实际上是两人在合力确认着共识。这次是不走运,或者说是失误了、太不小心、被坑了,根本没有强奸,是对方闹得过了火,是个坏女人。如此这般。 我心里想着必须得说些什么,狠狠说一通,却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律师安抚着丈夫,鼓励着儿子,继续讲述情况:“对方也找了代理人,从我聊过的感觉来看,和解是相当有可能的。因为这种事情闹上法庭,对方一定也是想避免的。姑且还是有个市场价的。这次嘛,咱们稍微让步一点,应该就能谈妥了。” 应该是从儿子那里听说的吧?这律师知道婆婆的遗产还留着,指望着用它来支付对方提出的和解金。 丈夫刚开始吞吞吐吐的——为什么我们必须付钱?有市场价还得让步一点?甚至还说出了能不能反过来告她们这种话。 律师说着“我个人也是同感”之类的话,在对丈夫表示同情的同时,又劝说他这并不现实。 最终,丈夫尽管不情不愿,还是答应了这件事。 我……只是默不作声,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我觉得这件事最基本的前提就很诡异。疯了,我心想。但究竟是什么疯了、怎么疯了,我还是找不到词汇来形容。所以我什么都没能说出口。 在那个场合,沉默就等同于赞成。了解了前因后果,我们决定把交涉工作全权交给那个律师。 和解成功的消息是第二周来的。先是来了电话,到了周末,儿子和律师又来了趟家里,作了详细的解释。 “我们的诚意都已经传达到三个人那边了。实际上还给主要的那位又加了一点和解金,对方也已经通过代理人表示了谢意,说是‘感谢理解我的心情’。”律师笑呵呵地说。 事情迅速摆平了,儿子的工作单位也没人知道,他的名誉守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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