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75)_科尔姆·托宾

七五

　　在罗马，有点私房钱，晃着半瓶子醋就能让人刮目了，但在波士顿，这类事是被人嗤之以鼻的。对他们而言，亨利不仅是个新英格兰同胞，会说意大利语，住在欧洲，还是个艺术家，为他们特殊的氛围、古怪的窘境，还有在欧洲的沧桑经历抒写编年史，并赋予其重要性。他感觉，他们太喜欢他了，无论何时也不会冒犯他，不会在意他小说中的语调和那种受挫折被欺骗的感觉，这种感觉毒害了他笔下很多侨居欧洲的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对过去怀有相当的尊敬，七十年代也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内，由于他了解那些年的罗马，他能融入这个珍贵而又人烟稀少的世界，把他们引入这个世界的正是他们的父母。

　　于是，十九世纪最后一年，一个温暖的五月傍晚，他站在阿考蓝波尼堡的屋顶阳台上，俯视圣彼得广场，阳台上鲜花盛开，周围是快乐的人群。他们望着渐渐暗去的余晖，称赞罗马的穹顶和屋顶。远处，阿尔宾山和萨尔宾山围绕着横着高架渠的乡村。客人们指出圣天使堡和暗色群林掩映下的平齐奥山和博尔盖泽别墅的位置时，他无须说话，只是点头以表同意。他们的语气里带着惊讶和激动。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浅色的夏装漂亮地衬着早开的玫瑰、三色紫罗兰和薰衣草，那是主人以新世界的热忱大量栽培在阳台上的。根据胡髭的样子，以及脸上单纯和煦的表情，可以判定那些男士是美国人，那几位女士则必然是新英格兰人，因为她们乐意让同乡的男士多说话，自己少说话，只当男士的话说完后，才插入几句聪明话，或者不同意的看法。他心想，他妹妹爱丽丝在这群人里会十分不安和不适，但她的朋友却都很喜欢。

　　他周围的这群人赏景时如果心情愉快，会突然安静下来，他们彼此很熟悉。他知道其中一些人的美国名字很是骄傲，对他们自己的地位也有着强烈的意识，并将之自然而然地传达给旅行中的同伴。他们不需要通过向名作家提问而获得自身资本，他们能作出如下暗示：在这座城市最豪华的私人寓所之一的这个楼顶阳台上，他们与遇到的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不会受其影响。这群人中无人会认为应该问他这类问题，诸如是否快要写完一部小说，是否正在构思小说，他对乔治·艾略特有何想法，这使他放下了心。当他指着当地的某个建筑时，他们会短暂地听他说话，态度跟听别人说话一样。

　　他注意到有个年轻人独自站在远处，一边观察他们这群人，一边装作看风景。不久，他发现他自己也时不时地被他打量。此人显然与站在一起的那群年轻人不同，没有他们随和的举止，也没有他们的自信和圆通。他的目光太锐利，他的姿态太别扭。亨利发现他相当英俊，但好像正是他的金发和挺拔的身材使他有所戒备，局促不安。他在自己周围创造出一种紧张气氛，过来看落日的人虽越来越多，却没有一个走近他身旁，与他说句话的。亨利移开视线，和别人一起赞叹落照的辉煌。但当他转过身时，那个年轻人直直地盯着他，那样子更使他决心在这个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避开他。他看上去很像是那种随时会问起写作的进度、未来的计划，对乔治·艾略特的问题有激烈看法的人，但此人脸上也有一些特别柔和之处，在强烈而不加掩饰的目光下，尤其令亨利觉得有避开他的必要。他毫无疑问是个艺术家。亨利从顶台下楼去房间时，不想对他了解更多，之后也一直不朝那人看，后来他走到大街上终于松了口气，他没有跟他讲过话。

　　然而数日之后，埃利奥特夫妇家里举办了更为私密的聚会，别人把这位年轻人介绍给他，他是雕塑家亨德里克·安德森。安德森收起了上次见面时的姿态和目光，像手里换了一件作品似的，换了种几近揶揄的礼貌。随后他们坐下来用餐，他带着心有所思的沉默，听着别人说话，优雅地颔首但一言不发。但他起身告退时，先前的紧张感又显露出来。他一站起来，就打量起每一个人，表情并不友善，接着飞快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又止步，对着亨利的目光微微一躬。

　　他意识到，他的罗马朋友永无厌倦相聚之时，在夏季到来散去之前，大多数夜晚都会彼此宴请，不管聚会的圈子有多小。他接受了公开邀请，让这种社交成为他罗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他们相处时，他小心翼翼地不过度沉迷于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早年生活，也不经常说这些街道变化很大，或者没怎么变，七十年代这些房间又都是什么样的，虽然他认为这种话题会使年轻一代感兴趣，无论是定居者还是拜访者。他不愿被视为老顽固，只想把过去作为珍贵而私密的财产留给自己。

　　当莫德·埃利奥特请他参加一次她筹办的特别晚宴时，他从她的语气中发觉，她和她丈夫，还有沃尔多·斯托利夫妇都对过去，对他们父辈盛年之时的城市很感兴趣。这次晚宴是为她姨妈安妮举办的，即以前的安妮·克劳福德小姐，雕塑家托马斯·克劳福德之女，她当了多年拉贝男爵夫人，如今守寡了。亨利已经多时未见她，但从别人那里听说她是个强硬可怕的角色，脾气暴躁，脑筋灵活，出口不饶人的习惯也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他发现埃利奥特夫妇为这次晚宴花费了很大精力，宴席摆在阳台的凉棚底下，他们准备了祝酒词和发言，做得好像把他们的老姨妈和她的老朋友请在一起，是罗马社交活动时期的一大亮点。

　　男爵夫人目光锐利地打量大家，她稀疏的头发梳得很精致，皮肤像是瓶装水果。有个年轻人问她在罗马所见的变化，她撅起了嘴，好似迎面走来一个检票员，她说话很大声。

　　“我不会去迎合变化，那不是我的事。我一贯的观点是，注意变化是个错误。我只注意在我前方的东西。”

　　“那么您注意到了什么呢？”一个年轻人俏皮地问。

　　“我注意到了雕塑家安德森。”男爵夫人说，朝亨德里克·安德森点了点头，他正紧张兮兮地坐在躺椅的边上，“虽然我上了年纪，教养很好，但我还是应该说，看到他我只能感到满足。”

　　安德森坐着看她，像只毛色发亮的珍稀动物，所有的目光都朝他转来。

　　“我也注意到了您，男爵夫人，带着同样的愉悦感。”他说。

　　“别犯傻。”她回答道。她盯着雕塑家，直到他脸发红。

　　晚宴一结束，莫德·埃利奥特就请亨利发言，亨利已经厌倦了这个尖刻的老妪，她饮酒过量，在很多人事上随意加以坦率评论，使晚宴显得唐突无礼。他开口时，高兴地想到她没法打断他。他说起了自己二十五年前来的那个罗马——他之前并不曾打算说这些——他说，他讲这些并非是想怀旧或者注意那些变化，而是因为在这个场合与老朋友和一些新面孔在一起，夏季快来了，这时候应该点起蜡烛，里里外外地盘点存货。在罗马，他曾经就是这样打算的。他说，喜爱过年轻的罗马人，不会不再喜爱它。在他二十多岁客居这个城市时，新鲜的不仅是这里的色彩和风俗，还有美国艺术家书房里的那些旧日身影，尤其是他的同胞纳撒尼尔·霍桑，十年前他在这个城市中找到了很多灵感，也给予了很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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