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173)_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七三

　　对阿万德罗来说，也如对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他们在灰色的工作岗位上拼命地干上一个星期的活，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周日的时候逃离出去，城市真是一个让人迷惑的世界，就像石磨磨粉一样，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外出几小时后再回来的办法。阿万德罗，玩了几个月的滑雪后，又去乡村远足了几个月，又去捕上几个月的鳟鱼，然后就是去海边，再然后就是去山里避暑，最后玩上了照相机。他的生活史——这么跟他交往着，我也一年年地构筑起他的生活来—那也就是交通工具史：先是机动自行车，然后是助力小摩托，再然后是摩托车，现在又是小轿车，而且已经预示出未来几年内就会有更加舒适和更为快捷的汽车。

　　新的一期《净化》杂志就该付印了，而科尔达工程师还没有看过清样。付印的那一天我在EPAUCI等他，但他没出现，直到将近晚上他才打电话过来，叫我去他在Wafd的办公室找他，并吩咐我把清样带到那里去，因为他抽不开身。他甚至还派了他的司机和汽车来接我。

　　Wafd是一家工厂，科尔达是他们的常务理事。一辆巨大的汽车，载着那个蜷缩在座位尽头、双手持着膝盖上装有清样的信封的我，沿着一排死墙，把我带到了陌生的郊区，然后从一扇有着宽阔栅栏的大门里开进去，进门时还有门卫敬礼，汽车一直把我送到领导办公楼的大台阶前。

　　科尔达工程师正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被一群领导人围着，正在检查写在巨幅纸张上的账目或是生产计划，那纸洋洋洒洒地漫出了桌面。“抱歉，只要一小会，博士，”他跟我说，“我这就来找您。”

　　我看了看他身后：他身后的那堵墙是一整面玻璃，一扇非常宽阔的窗户，从那边可以俯瞰整个工厂。雾气腾腾的夜空中浮现出少许影子；在第一层面上突现的是一个链式升降机的轮廓，这个升降机正把一些——我想是——装着铸铁粉的大桶拉到上面去。还能看到一排铁制杯状的容器，带着持续的跳动和轻微的晃动正在上行，而那晃动像是稍稍弄乱了一些那堆矿物的轮廊，我感到一层密密的薄纱从空中升起，也落在了工程师办公室的那扇大玻璃上。

　　就在那时，他下令打开灯；映衬着外面的黑暗，大玻璃窗好像突然被一层细密的金刚砂覆盖住了，那当然是铸铁粉，亮闪闪的，就像星系里的星尘。窗外影子构成的图案被打乱了，那尽头烟囱的轮廓显得尤为清晰，每座烟囱都顶出一股红色的喷火，这些火焰的上面，那如同墨染一般的黑色斑迹被火焰衬得尤为明显，侵入了整片天空，那里炽热的火星正打着旋地升腾起来。

　　科尔达终于和我研究起了《净化》的清样，他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EPAUCI这个不同领域当主席的兴奋和热情，他和我，还有Wafd的领导们评论了期刊上的文章。而我，在机关办公室里，曾多次在他前面表露过我作为职员的自然抵触情绪，并声称自己在精神上是和烟雾站在一边的，是秘密潜入敌方参谋部里的烟雾代理人，现在我才明白我的态度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因为科尔达工程师才是烟雾的主人，是他源源不断地把烟雾吹向城市上空，而EPAUCI则是烟雾的产物，是根据让那些为烟雾工作的人获得希望的需要而诞生的，因为他们希望有着不只是烟雾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EPAUCI还要颂扬烟雾的力量。

　　科尔达对这期杂志很满意，用车送我回家。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因为除了微弱的车灯外什么都看不见。主席，被他自己的乐观情绪搞得很亢奋，继续勾勒着未来这座城市的轮廓，这城市里会有花园小区，会有被花坛和湖面环抱的工厂，会有把从烟囱喷出的烟尘从天空中清除干净的火箭设备。他指着车窗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但就好似他想像的东西已经矗立在那边了；我听他说着，不知是该害怕还是该仰慕，因为我发现工业能人和幻想家是如何并存于他身上的，而它们又是如何相互需要对方。

　　突然，我觉得认出了自己的街区。“您停下，您就在这里停下吧，我到了，”我对司机说。我道了别，谢了人，下了车。汽车开走后，我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我在一个陌生的街区下了车，周围什么都看不见。

　　我继续去饭店就餐，仍旧独自一人，还是躲在报纸后面。我发现还有一个顾客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有几次因为没有空位子，我们就坐到了一张桌上，彼此打开报纸面对面地坐着。我们读的报不一样：我读的是所有人都会读的报，我们城里最重要的报纸；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读另外一种报纸，而让别人把我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或者甚至——如果我读同桌的报纸的话——是一个有着极端政治观点的人。我从来都是远离各种政治观点和派别的，但是在那里，在饭店的饭桌上，某个晚上，当我放下报纸时，同桌问道：“可以吗？”并示意要拿我的报纸，同时递上他的报纸：“如果您愿意读读这份……”

　　于是我就看了几眼他的报纸，有点像是跟我的报纸对着干说反话，不仅仅是观点相反，而且也是它涉及到一些于我的报纸而言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被解雇的职员，在齿轮传动装置的操作中只剩下一只手的机工（还登出了这些人的照片），家庭补贴一览表，诸如此类。但最不同的是，我的报纸总是在文章的撰写上尽量做到诙谐生动，尽量用一些有趣的小事情来引起读者的关注，诸如什么漂亮姑娘的离婚，然而这份报纸却总是用永远相同的、重复的、灰色的表达方式，而标题也总是把事情的消极面给突显出来。就连报纸的印刷都是灰色的，密密麻麻的，千篇一律的。我冒出一种感觉：“嘿，我喜欢。”

　　我努力把这种印象说给我的同桌听，自然是十分小心地不去评论个别消息和观点（他之前已经问了我对有关某则亚洲新闻的看法），同时也尽力削弱自己观点的消极面，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听不得别人批评的家伙，我不愿被卷入什么争论之中。

　　然而他却好像还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于是我对这份报纸的赏识看上去只显得多余而不合适。“您知道吗？”他说，“这报办得还不够好。还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他是个矮个子的年轻人，可身材很匀称，棕色的皮肤，鬈发，头发梳得非常仔细，还是小男孩般的脸庞，脸色苍白，脸颊发红，轮廓精致而端正，睫毛又长又黑，表情庄重几近傲慢。穿着讲究得有些造作。“还有很多一般化的东西，非常缺乏准确性，”他继续说，“尤其是那个与我们的东西有关的方面。还是与其他报纸太相近。我说的那种报纸大都应该由它的读者自己来做。对于那些工业生产领域中的事情应该尽可能地给出一种科学、准确的信息。”

　　“您是工厂的技工吗？”我问道。

　　“是专业工人。”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叫奥马尔·巴萨卢奇。当他知道我在EPAUCI工作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向我询问了一些他将在他的一篇报告中会使用到的信息。我给他看了几期刊物（当然，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我没泄露工作的秘密，我朝他微微一笑，不管怎样也要叫他明白这一点），而他则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簿，有条有理地做起笔记来，就像是在编辑一张图书目录卡。

　　“我从事统计研究，”他说，“这是我们组织还非常滞后的一个领域。”我们穿上大衣准备出去。巴萨卢奇穿着一件运动外套，式样高雅，戴着顶防水布做的小帽子。“……还非常的滞后，”他继续道，“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领域……”

　　“您的工作给您留有空余时间来从事这些研究吗？”我问他。

　　“您看啊，”他对我说（回答时始终有点高高在上的味道，有种卖弄学问的自负），“这完全是方法问题。我白天在工厂上八个小时的班，然后没有一个晚上是不要开会的，就连星期天也是如此。但是要会安排工作。我组织了一些研究小组，都是我们厂里的年轻人……”

　　“人很多吗……都是像您一样的人？”

　　“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他们一个个地把我们赶出去。总有一天您会看到的，在这里，”他指指报纸，“我的照片在这个标题下：‘又一个遭到报复的解雇’。”

　　我们在夜晚的寒冷中走着；我缩在大衣里，大衣领翻着；奥马尔·巴萨卢奇冷静地边走边说，外套领也竖着，一小团云从他那被精致勾出轮廓的双唇间呼出，他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强调他演说中的什么观点，有时还停下步子来，就好像哪个观点没说清楚，他就无法前行一般。

　　我已经不再听他说些什么了；我在想，像奥马尔·巴萨卢奇这样的人，都不想试图逃出周围烟雾弥漫的灰色，而是尽量把它转变成一种道德的标准，一种内心的准则。

　　“烟雾……”我说。

　　“烟雾？是啊，我知道科尔达想要当现代工业家……净化大气层……他向他的工人说去吧！但肯定不会由他来净化的……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如果我们能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也就能解决烟雾问题了。是我们，不是他们。”

　　他邀请我跟他去参加一次本城各企业的工会代表大会。我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大厅后排。奥马尔·巴萨卢奇在主席台上坐了下来，和其他都比他年长的人坐在一起。大厅里没暖气；所有的人都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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