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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从斯图加特飞到汉堡，从汉堡乘车到基尔，沿途有很多牛，我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荷斯坦奶牛的老家。司机是出版商的销售代表。我总能从销售代表那里学到东西。这位销售代表解释说，德国读者希望我更“政治化”，他还告诉我，因为社会评论都是政治化的，所以我的小说也很政治化，他说：“你的书很政治化，你却不是政治化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批评我还是客观陈述事实，但我认为他说得对，在基尔艺术馆的读书会上，观众们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批观众很不错。 　　但我没有回答，反而试图转移话题，谈谈如何讲故事。我告诉他们：“我就像一个制作家具的工人，所以我们还是谈谈怎么做桌子和椅子吧。”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出他们希望听到更复杂、更有象征意义的阐释。“我准备写一本新小说，”我说，“讲一个女人决定结婚，不是因为她遇到了真心想嫁的人，而是因为她厌烦了交往各种坏男朋友。”只有少数的观众笑了，于是我又用德语说了一遍，笑声多了起来，但我怀疑他们是在嘲笑我的德语。 　　“这可能是我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作品。”我告诉他们。这时我发现他们彻底失去了兴趣，无论我讲英文还是德文都无济于事。“我打算叫这本书《我的最后一个坏男友》。”（把书名转换成德语后，我发现效果很可怕：Mein letzter schlimmer Freund，观众们不但没笑，反而很失望，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一本讨论青少年问题的书。） 　　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我看到有观众离开了会场，后排的走得尤其多，留下来的人也在痛苦地等待我讲完，我没有信心告诉他们我打算写一位作家，因为这样恐怕会彻底打消他们的兴趣，而且我已经讲了太多关于叙事技巧和视角的内容，连我自己都厌烦通过谈论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取悦他们了。 　　＊ 　　从我在基尔的酒店房间可以看到海湾里的轮渡，它们往返于瑞典和丹麦，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艾伦去坐坐那些轮渡，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还得带个保姆照顾孩子。 　　＊ 　　关于我要写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着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观察世界了吗？如果她已经结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谈谈啊！对于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给她带来更多自由观察的便利，也许我要写的这位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知道艾伦会不会拒绝和我一起观察妓女接客。他当然不会拒绝的！ 　　然而我真正需要邀请的同伴应该是我的父亲。 　　＊ 　　在寄给她父亲的明信片（印的是汉堡红灯区的妓女在窗口拉客）里，露丝写道：想你，爸爸。对你说了那样的话，我很抱歉，那太恶毒了。我爱你！露西 　　＊ 　　从汉堡飞往科隆，从科隆驱车前往波恩，庄严宏伟的大学。 　　观众中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问过我。）提问的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像个学生，她的英语几乎称得上完美。 　　“谁打的你？”她问。 　　“我父亲。”我告诉她。观众们全都安静下来。“用他的胳膊肘，我们当时在打壁球。” 　　“你父亲很年轻？可以跟你一起打壁球？”年轻女子问。 　　“不，他没那么年轻，”我告诉她，“但他的身体很好。” 　　“那你接下来一定打败了他。”学生说。 　　“是的，我打败了他。”我说。 　　然而读书会结束后，那个女人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相信你，是别人打的你。” 　　我也喜欢德国人的这一点：他们会自己得出结论。 　　＊ 　　当然，如果我写一本关于女作家的第一人称小说，那些书评人难免会给它贴上“自传”的标签，以此宣扬他们的结论：我是在写我自己。但我不能因为担心作品出版后会引起某种反应而回避特定的写作方式。 　　艾伦很可能会抱怨我连写两本关于女作家的小说，但他也说过，编辑不能建议作者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当然要提醒他这一点。 　　对于这部新小说，更重要的是：坏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女作家在观察妓女接客后产生了羞耻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她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看过妓女接客之后，男朋友可能一时兴起，想和女作家做爱，结果让她觉得他做爱的时候想的是别人，不过这无非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性经历而已，刺激她的必须是更可怕、更羞辱的事件。 　　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实际写作，我更喜欢小说构思的阶段，因为存在各种可能性，而等我敲定了细节和语言之后，选择的机会就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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