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日将尽(52)_石黑一雄

五二

　　在回忆达林顿勋爵当初的这些言论之时，我突然认识到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的很多观点自然是已经显得相当奇怪——有时候甚至是令人讨厌了。但无可否认的是，他那天早上在弹子房里对我说的那番话中自有某种重要的真确性存在。当然了，期望任何一位管家居然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斯潘塞先生那晚向我提出的那类问题，本身就是极为荒谬的，而哈里·史密斯先生那类人居然宣称人的“尊严”就端赖他是否能够对这样的问题具有明确的主见，那自然也就大谬不然了。就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吧：一个管家的职责就是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不是去瞎掺和那些国家大事。

　　事实上，这一类国家大事无一例外都远远超出了你我这类人的理解范围，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必须认识到最佳的途径便是专注于属于我们认识范畴之内的那些事务；换言之，就是全心全意为那些真正掌握了文明命脉的伟大绅士们提供可能的范围内最好的服务。这一点貌似显而易见，但我马上就能想出太多相反的实例，即太多的管家至少曾经一度对此并不以为然。的确，哈里·史密斯先生今晚的那些话颇让我想起整个二三十年代困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那种具有误导倾向的理想主义。

　　我指的是在我们这一行中曾经盛行一时的一种观点，它主张任何一位具有严肃抱负的管家都应该以不间断地对其雇主进行重新的评估为己任——审视雇主的行为动机，分析其所持观点可能产生的结果。唯有通过这种途径，这派观点认为，你方能确保自己的服务善为人用，自己的才干得其所哉。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愿意认同这种论点当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正如史密斯今晚的那番慷慨陈词一般，是思想误入歧途之后的产物。你只需看看那些试图将此要求付诸实践的管家们的实际情况，就会看到他们的事业——有些人的事业原本可能前途无量的——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

　　我本人至少就认识两位同行，原本都是颇有些能力的，却从一个雇主跳到另一个雇主，永远感到不满，从来无法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终于落得个四处漂泊、销声匿迹的结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丝毫都不会令人感到吃惊的。因为就实际操作的层面而言，你根本就绝无可能一边对雇主采取挑剔批判的态度，同时还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你的注意力如果因为这些考虑而受到干扰，你不单单是无法满足更高水准的服务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总是一心想就其雇主的事务形成他自己“明确的主见”的管家，就必定会缺乏所有优秀的从业者理当具备的一项根本性的素质，那就是忠诚。请不用误解我的意思；我所指的并非是那些平庸的雇主因为留不住高素质的专业人士为自己服务，因而抱怨员工们缺乏的那种盲目的“忠诚”。的确，我倒是最不会主张将自己的忠诚轻率地奉献给任何一位碰巧暂时雇用了你的绅士或淑女的那种人。

　　然而，一个管家若是真想对于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或是任何人具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那就必须要在某个时刻停止无休止的找寻；就必须要有一个时刻，他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位雇主具备了所有我认为高贵而且可敬的品质。从此以后我将献身于为他提供服务的事业当中。”这才是一种明智的忠诚。这其中又有什么“有损尊严”的呢？你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像你我这样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来到一个可以理解当今的世界大事的位置上的，最好的办法无一例外就是要完全信任我们已经认定为明智而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将我们全副的精力都奉献给为他提供最好的服务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看像马歇尔先生或者莱恩先生这样的管家——两人无疑都是我们这一行里最了不起的人物。

　　我们能够想象马歇尔先生会跟坎伯利勋爵就其最近调任外交部一事进行磋商吗？我们会因为莱恩先生并没有在伦纳德·格雷爵士每一次发表下院演讲前对其进行诘难的习惯，就对他减少了丝毫的敬佩之情吗？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的态度当中有什么“有损尊严”的地方，又有什么该受谴责之处呢？既如此，如果由于时移世易的缘故，达林顿勋爵当初的那些努力已经被证明是受到了误导、甚至可以说是愚蠢之举，我在任何意义上又有什么该当受到责备的地方呢？在我为爵爷服务的这几十年间，一直都是爵爷独自一人在判定是非、权衡利弊，做出决断并一以贯之，而我只是恰如其分地谨守本分，负责处理好我本职范围内的那些事务。就我的工作而言，我可以说已经鞠躬尽瘁、克尽厥职，确实做到了众人或许会认定为“第一流”的水准。如果爵爷的一生及其事业在今天看来，已经至多被当作是一种可悲的浪费，那也实在并非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为此而感到任何的遗憾或是羞惭的话，那可就真是违情悖理的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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