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日将尽(21)_石黑一雄

二一

　　不过，还有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一直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如今，原来的宴会厅已经不再摆放餐桌，那个宽敞的大厅由于其天花极高且非常华美，法拉戴先生就将其派作了类似画廊的用场。但是在爵爷的时代，宴会厅还是经常使用的，常设的长餐桌可供三十位或更多的客人就座用餐；实际上，那个宴会厅是如此宽敞，只要在常设的长餐桌一头再加设几张小餐桌，就能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用餐。

　　当然，在寻常的日子里，达林顿勋爵就跟如今的法拉戴先生一样，是在气氛更加亲切的餐厅里用餐的，那是招待十二位客人用餐的理想场所。不过我记得在那个特别的冬夜里，餐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使用，达林顿勋爵只得跟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应该是爵爷任职外交部时期的同僚理查德·福克斯爵士——在那空旷的宴会厅里共进晚餐。您无疑也会同意，在侍餐的时候，最困难的情况就莫过于只有两个人用餐了。我本人是宁肯只伺候一位用餐者用餐的，哪怕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有两个人一起用餐的情况下，就算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也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很难做到既要全意殷勤又须完全不引起注意这一优质侍餐服务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情况下，你难免会有这样的怀疑，即你的在场是否妨碍了两位用餐者的谈话。

　　那天晚上，宴会厅里的大部分空间都处在黑暗中，两位绅士肩并肩坐在长餐桌的中间位置——因为餐桌过于宽大，不宜于对坐——照明只有餐桌上的烛台以及对面噼啪作响的炉火。为了将我的存在感减到最低，我决定站在比平常距离餐桌远得多的暗处。当然了，这一策略也有其明显的不利之处，每次我走向光亮处侍餐的时候，还没等我走到餐桌前，我前进的脚步就会产生又长又响的回声，以最招摇的方式让用餐者注意到我的到来；不过也确有一大优点，可以使我站在一旁待命时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正是在我这样侍立于离开两位绅士有一段距离的暗处的时候，我听到坐在两排空椅子中间的达林顿勋爵谈起了布雷曼先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又温文，然而却在高大的四壁间产生了强烈的回响。

　　“他曾是我的敌人，”爵爷说道，“可是一直都表现得像个绅士。在我们两国相互炮击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彼此都能以礼相待。他是位绅士，必须恪尽职守，我对他本人并无丝毫怨恨。我曾对他说：‘听我说，我们现在是敌人，我会不惜一切跟你战斗到底。但是在这一可悲的事务结束之后，等我们之间不必再相互为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喝一杯。’但可悲的是，这一君子协定却让我成了一个骗子。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说过一旦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相互为敌了。如今我有何面目再去见他，跟他说我所言不虚呢？”

　　就在那同一个夜晚的稍后时段，爵爷一边摇着头，一边语气沉重地说：“我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才打那场战争的。据我的理解，我并没有参加到针对日耳曼种族的仇杀当中。”

　　时至今日，每当听到针对爵爷的各种说法，每当听到这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有关他的行事动机的那些愚蠢的诛心之论，我就会高兴地回忆起他在那间空荡荡的宴会厅里说出的那番肺腑之言。在以后的这些岁月当中，针对爵爷的所作所为无论曾有过如何纷纭复杂的说法，至少我个人从未怀疑过，他所有的言行无不源自他内心深处渴望伸张“世界的正义”的终极愿望。

　　那个夜晚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开枪自杀的噩耗。爵爷自然是非常难过，并马上制订计划，对布雷曼夫人致以哀悼之情并予以经济援助。然而，在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之后——其间我本人亦曾竭尽所能给以协助——爵爷都寻觅不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了。

　　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不幸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会开始他日后的那些作为的；他那唯愿终结不义与苦难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张的。事实上，布雷曼先生死后不过几个礼拜，爵爷就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解决德国的危机。众多政府的权贵与社会上的名流都成为府里的常客——我记得，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①先生和H·G·威尔斯^②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开”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隐其名了——这些来宾经常和爵爷一连好几个钟头闭门密商。

　　﹛①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②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以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有些来宾事实上是绝对“不宜公开”的，我得到指示要确保不能让仆佣们得悉他们的身份，有时甚至都不能让人看到他们。不过——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说一句——达林顿勋爵从来都未曾试图避过我的耳目；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爷无一例外地都会保证说：“哦，但说无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于是，在布雷曼先生去世后的大约两年间，在爵爷与那段时间已成为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卫·卡迪纳尔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个由重要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国的现状已经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其中不但有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们的身份则是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绅士是因为跟爵爷的见解一致，深切地感觉到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远非光明磊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而继续惩罚一个战败国是不道德的行径^①。其他人显然对于德国或是她的子民并不这么关心，但他们认为该国的经济乱象若不得到遏止，则极有可能以惊人之势蔓延至全世界。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生效。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政府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协调停战时，宣称接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精神作为公平合约的基础。但协约国要求“德国赔偿一切从陆海空入侵协约国时对人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条约是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会时起草的，当时的决策者为“四大领袖”：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前三人事实上握有决定权。战败国根本无权过问条约内容，其他协约国也只起配角作用。条约规定，德国的人口和领土均减少百分之十，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条约起草时，很难计算德国人赔偿损失的精确数字，尤其是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赔款。到一九二一年，有一专门机构估定德国民众的损失总额为三百三十亿美元。尽管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筹集此项巨款势必扰乱国际金融秩序，协约国仍坚持要德国赔款。条约还规定，如果德国拖欠款项，协约国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四大领袖，尤其是克列孟梭，希望确保德国永远不会对世界造成军事威胁。和约包括许多这样的细则条款，比如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撤销总参谋部；禁止制造装甲车、坦克、潜水艇、飞机和毒气；只指定少量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拆除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内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凡尔赛和约》遭到德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合约是强加给他们的，这与十四点精神背道而驰，认为合约要他们做出破坏德国经济的难以忍受的牺牲。《凡尔赛和约》在被批准后的几年间做出了不少有利于德国的修改。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苛刻的合约以及后来对其条款的不认真执行，实际上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等到一九二二年初的时候，爵爷已经开始为心中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了。这就是将这群同道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齐集达林顿府，举办一场“非官方的”国际会议——会议将集中讨论《凡尔赛和约》中最为苛刻的几个条款的修订办法。为了使他们的努力不至于付诸东流，任何此类的会议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分量，如此方能对于“官方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专为重新检讨和约的内容这一目的已经正式召开过几次会议，但其结果却只是徒增混乱和怨愤。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先生已经呼吁于一九二二年春在意大利再次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爵爷最初的打算就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以便确保意大利的会议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虽然爵爷和大卫爵士不遗余力地辛苦工作，但这一时限确实还是过于紧迫了；但随着乔治先生倡议举行的会议再度无疾而终，爵爷于是着眼于计划来年将于瑞士举行的下一次大型会议。

　　我还记得那段时期里的一天早上，我在早餐室里为达林顿勋爵端上咖啡的时候，他有点愤愤地把手里的《泰晤士报》折起来，说道：“这些法国人。我真是，说实话，史蒂文斯，有点受不了这些法国人。”

　　“是的，先生。”

　　“而且想想看我们还必须得在全世界面前跟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旦被人提醒到这一点，你就巴不得好好去洗个澡。”

　　“是的，先生。”

　　“上次我在柏林的时候，史蒂文斯，奥费拉特男爵，家父的老朋友，走上前来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承受不了了吗？’我真是很想直接告诉他，这全是那些可鄙的法国人干的。这么胡闹可绝非英国人的行事风格，我想跟他说。可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能这么做：绝对不应该诋毁我们亲爱的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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