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23)_马尔克斯

二三

　　但当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眼眶湿润，他粗暴的态度软了下来。

　　“好吧，”他换了一副腔调，“如果您真喜欢我们家，那还有阿玛兰妲呢。”

　　尼卡诺尔神甫在星期天的讲道中申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不是兄妹。乌尔苏拉视此事为不可想象的失礼，永远不肯原谅。当他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禁止这对新人再迈进家门。对她来说，他们就等于死了一样。因此他们到公墓对面租了一间小屋，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吊床。新婚之夜一只蝎子钻进拖鞋蜇了丽贝卡的脚，她的舌头为此都麻痹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度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蜜月。邻居们因惊醒整个街区的叫声而恐慌—每夜八次，连午睡时段也有三次—祈祷那种肆无忌惮的激情不要侵扰死人的安眠。

　　奥雷里亚诺是唯一关心他们的人。他给他们买了一些家具，并送钱过去，直到何塞·阿尔卡蒂奥恢复常态，开始耕种与家中院子相邻的无主土地。阿玛兰妲却永远无法摆脱对丽贝卡的怨恨，尽管生活为她带来了超出梦想的满足：乌尔苏拉不知如何洗刷耻辱，她主动提出让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每个星期二仍来家中共进午餐，后者平和而不失尊严地战胜了挫折。出于对这一家人的尊敬，他在帽子上仍然系着黑纱，并很乐意亲近乌尔苏拉，为她带来异国礼物：葡萄牙沙丁鱼，土耳其玫瑰果酱，还有一次是一条精美的马尼拉大披巾。

　　阿玛兰妲总是亲切殷勤地款待他。她揣测他的喜好，为他扯掉衬衫袖口的脱线，在他过生日时送上一打绣着他姓名缩写的手帕。每个星期二吃过午饭，她在长廊里绣花，他陪伴一旁，其乐融融。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而言，这个他一向当小女孩对待的姑娘不啻全新的发现。她虽然外表缺乏魅力，却拥有罕见的感受力，能体会世间万物的美好，还蕴含一种不为人知的柔情。一个星期二，发生了众人意料中早晚会发生的事：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向她求婚。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等耳边火热的红潮退去才开口，镇静的声音显出老成持重。

　　“当然可以，克雷斯皮，”她回答，“但要等了解更深的时候。太着急总是不好。”

　　乌尔苏拉困惑不已。尽管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抱有好感，她仍然无法确定他经历了与丽贝卡风波重重的漫长恋爱后作出这一决定，从道德角度来看究竟是好是坏。其他人没有这样的顾虑，最后她只好将此事当作无从判断的事实接受下来。奥雷里亚诺是家中的主心骨，他的意见神秘难解却又不容置疑，更为乌尔苏拉平添一重困惑。

　　“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乌尔苏拉几个月后才明白，但那已是奥雷里亚诺当时所能给出的最坦诚的意见，不光涉及婚嫁，也适用于战争以外的所有事项。他自己面对行刑队的时候，仍将无法理解一系列微妙又无可抗拒的偶然事件是如何将他引向那个结论的。蕾梅黛丝的死并未引起他所担心的震惊，而更像是一种沉郁的愤怒，渐渐转化为寂寞消极的挫败感，与当初他认命选择独身时的感受相仿。他重新沉浸到工作中，但保留了与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

　　在那个因守丧而陷于沉寂的家里，晚间的交谈加深了两个男人的友谊。“再结婚吧，奥雷里托^①，”岳父对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可选。”选举前夕，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频繁出行，有一次归来后为国家的政局忧心忡忡。自由派已决意开战。奥雷里亚诺那时还完全不明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区别，岳父为他作了简要介绍。自由派，他说道，都是些共济会分子，心术不正，主张绞死教士，实行世俗婚姻并允许离婚，承认私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试图分裂国家建立联邦制以剥夺最高当局的权力。而保守派不同，他们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天赋权柄，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家庭道德为己任；他们是基督信仰和当局权威的捍卫者，决不允许国家分裂搞自治。

　　﹛①“奥雷里托”(Aurelito)，“奥雷里亚诺”(Aureliano)的昵称。﹜

　　出于人道方面的情感，奥雷里亚诺对自由派关于私生子的主张颇有好感，但他难以理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竟会闹到发动战争的地步。在他看来，岳父为了选举请求调来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由一名士官率领进驻这个没有丝毫政治热情的小镇，实在有些小题大做。士兵不仅进驻了镇子，还挨家挨户收缴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才给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分发写有保守派候选人名字的蓝色选票和写有自由派候选人名字的红色选票。

　　选举前夜，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亲自宣读了一份公告：从星期六午夜开始四十八小时内禁止贩卖酒精饮料，禁止非同一家庭的三人以上聚会。选举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星期天早上八点广场上安放了一个木箱，由六个士兵看守。投票完全自由，这一点奥雷里亚诺可以作证，他几乎一整天都和岳父一起监督，确保每人只投一次。下午四点，广场上响起一阵军鼓声宣告投票结束，堂阿波利纳尔用带有自己签名的标签封住票箱。

　　当晚，他和奥雷里亚诺玩多米诺骨牌时，命令士官打开票箱计票。红色选票与蓝色选票的数目不相上下，但士官只留下十张红色选票，其余用蓝色选票补足。然后他们用新标签重新封好票箱，第二天一早便送去省城。“自由派一定会开战。”奥雷里亚诺说。堂阿波利纳尔没将视线从自己的多米诺骨牌上移开。“如果你是指换票的事，那他们不会。”他说，“已经留下一些红的，免得他们有意见。”奥雷里亚诺明白了反对派的不利地位。“如果我是自由派，我就要为选票的事开战。”岳父从眼镜上方瞟了他一眼。

　　“哈，奥雷里托，”他说，“如果你是自由派，就算你是我女婿也看不着换票的事。”

　　真正在镇上激起民愤的不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士兵们没有归还查收的武器。一群妇女找到奥雷里亚诺，请求他向岳父要回那些菜刀。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非常含蓄地向他解释，士兵们已经把查没的武器运走，作为自由派准备开战的证据。奥雷里亚诺对此没作任何评论，但有天晚上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跟其他朋友谈论菜刀事件，他们问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没有犹豫。

　　“如果一定要当什么，我当自由派，”他答道，“因为保守派净是些骗子。”

　　第二天，应朋友之请，他去拜访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求治并不存在的肝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几年前来到马孔多，带着一药箱无味的药丸和一块无法令人信服的行医招牌：“一钉入，一钉出。”^①其实那只是伪装。那副平庸医生的无辜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恐怖分子，借着及膝的高筒靴遮住相伴五年的脚镣在踝部留下的疤痕。他是在参加联邦派的第一次起事时被捕的，后乔装改扮逃往库拉索，被迫披上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憎恶的衣服—教士袍。

　　﹛①顺势疗法中“以毒攻毒”的原则。﹜

　　漫长的逃亡岁月过去，从加勒比海各地来到库拉索的流亡者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大受鼓舞登上走私贩的帆船，随身带着一瓶瓶纯由白糖制成的药丸和一张他自己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文凭，出现在里奥阿查。但他随即失望得痛哭起来。联邦派的激情在流亡者口中被描述成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其实早已沦为对选举的渺茫幻想。怀着受挫的苦涩，以及寻找一处安稳地方养老的渴望，这位冒牌的顺势疗法医生逃到了马孔多。他在广场一侧租下间小屋，在这摆满空药瓶的斗室里过了几年，生计全仰仗那些已经试遍所有医药，最后只靠糖丸聊作安慰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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