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66)_伊塔洛·卡尔维诺

六六

　　不过政治新闻记者这一段毕竟是我新手生涯的次要部分。一九四五年我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旁边打转。我那时候还住在圣雷莫，常去米兰找维多里尼及《综合科技》的朋友：在都灵，脾气古怪的帕维塞在注定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立刻接纳了我，他的友谊对我实在弥足珍贵。是决定性的还有我跟朱利欧·埃伊纳乌迪长达四十年的友谊，我们四五年年底在米兰相识，他要我随即走马上任。当时朱利欧认为我具备行动、组织能力、经济头脑，总之，属于他期望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且朱利欧天生有让别人做出他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的才能。

　　早在对我而言有如重生的光复后那段时间，我已经帮埃伊纳乌迪打一些零工，主要是写广告词，分送各地方报预告新书出版的文章，安排外文书或意大利手稿的看稿进度。就在那时，我理解到能在出版社，一家前卫的出版社，在政治理念不同时有争执、但全是好朋友的人群中工作，夫复何求。我告诉我自己：我有一份热爱的工作，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当不当作家不重要。我一直在务实专业和文学之间寻找的平衡，在离文学不远又并不是文学的那一点上找到了，就像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也出文学类书，但首重历史、政治、经济、科学，让我觉得身处多彩世界的中心。

　　在米兰和都灵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我定居都灵，变成朱利欧·埃伊纳乌迪及其他跟朱利欧一起工作，比我年长者的好友及伙伴：有切萨雷·帕维塞、娜塔莉亚·金芝柏、菲利契·巴博、马西莫·米拉、法朗克·文图理、保罗·瑟里尼，以及全意大利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出版社工作的人，当然还有跟我一样，开始为该出版社效力的新生代。

　　就这样，我一生中做了十五年出版社编辑，期间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要远超过自己的书。我成功地在我和我的写作志趣之间隔上一道屏障，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我占尽优势。

　　我的第一本书《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九四七年出版，是一本以游击战经验为题材的小说。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第一部作品来说，在当时可以算是很成功：短短时间内卖出了三千本，随即又加印了两千。那个时候意大利文学作品根本没人看，但埃伊纳乌迪对我的书有信心且极力促销。他还分送书店一张有我走路时手插在口袋里的照片的海报，这在当时可是创举。总而言之，我旋即取得“成功”，可是对此没什么概念，因为没有人用这些字眼看事情，没有这类术语。再说基于个性，我本不是一个会得意忘形的人：第一本书我写完了，还教人看得下去，谁知道我写不写得出第二本。我仍然认定真正的作家是别人，我呢，天知道。

　　第二本小说我果然写了好几年都不成，带给朋友看的试验结果大家都不满意。一九四九年我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跟所有短篇小说集一样，印刷量有限，一千五百本。刚够批评家及当时注意意大利文坛新人的小众的需要。

　　我头几本书即获一致好评，其中不乏权威人士青睐，可以说我是一帆风顺。只是我虽然不用打卡，但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想写作得请假，假单倒是不至于被驳回，这已经万幸了。

　　奠定我突出形象的作品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一本百来页，维多里尼于一九五一年排在实验类丛书“筹码”出版的一本中篇小说，印刷量几乎仅限“同仁”，评论界反应良好，连艾密利欧·契科，我们文学界当时的教主也谈及。自此我的文学道路明确，可以称之为奇幻文学，与我朝不同方向写成的，我们说比较写实的其他作品交替出现。

　　一九五七年《树上的男爵》出版，紧接着（还是之前，我不记得了）出了《意大利童话》，是出版社委托下完成的一大工程。一九五八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收录所有截至当时为止我所写的短篇，总之，我已具备出版一本书名就叫《短篇小说集》的资格了。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个“专职”作家了吗？距我出版第一本书已经十年了，其间规律地持续出书，十年，我认为是考验一个作家站不站得住脚的必要时间。至此，“我是或不是作家”的问题不再存在，因为其他人已经为我冠上这个头衔了。还有作者版税，尽管尚不足以维生，但开始成为我微薄收入中的可观项目，甚至能够在四十岁左右辞掉出版社的全职工作，仅继续担任顾问一职。

　　为阻止自己将写作视为首要工作，当初在我身边筑起的屏障正在崩塌中。我说过我对编辑工作仍感兴趣，但参与方式较为独立自主：政治方面亦然：不是说我对政治不再关心，只是慢慢地，我终于（迟做总比不做好）能以自主的判断与意识形态思考模式及党的集体制约相抗衡。经过一九五六年的争执、辩论后，一九五七年我以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党。

　　我入党之初，是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将我与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其实我始终对“苏联模式”及“人民民主”走上的路线等所有一个共产党员不应提出异议“以免落入敌人陷阱”的议题有所质疑。当期待已久的辩论在莫斯科展开，华沙和布达佩斯揭竿而起，我是那些相信揭露事实真相时刻已到的人其中之一，我试着跟朋友们投入席卷了国际间左派，包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那场辩战。我可不愿再看到新的冰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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