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57)_伊塔洛·卡尔维诺

五七

　　▼我也曾是斯大林主义者？①

　　﹛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斯大林出生百周年纪念专辑。（作者按）﹜

　　我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因为意共与斯大林划清界线脚步太慢而退党的人其中之一。至于当斯大林还在世，或斯大林路线被意共奉为圭臬时我说了什么？当年我不也曾是斯大林主义者吗？我多希望能回答说：“我不是”或“我是，但我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或者，“我以为我是，其实根本不是”。这些回答没有一句与事实完全吻合，又各有其真实性。我若想搞懂也让别人搞懂我当时的想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么多年了，一个人会变，连带他的回忆，对自己当年的回忆，也会跟着改变），最好先说：“是的，我曾经是斯大林主义者”，然后再试着厘清这句话的涵义。

　　先撇开这个问题的主观前提（在战乱中一个既无政治经验亦无政治概念的意大利年轻人是怎么忽然发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和客观前提（提到斯大林就想到斯大林格勒，扭转希特勒节节推进的一面倒形势，使铁与火的暴风雪落向柏林的苏俄）不谈，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就算它是不言而喻吧，直接切入重点：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斯大林是谁？（我最好先用单数人称，再看看接下来由我的个人记忆中是否能找出一些适用于集体的考量。）一九四五年到五三年之间由盟军大胜及冷战中重整旗鼓的西方世界眼中的斯大林是谁？本人几乎从不露面而官方肖像一成不变，不时飘然降下如神谕般的讲话，然后万籁俱寂中一片歌颂、赞美上帝之声扬起，不绝于耳，要如何建构他的面目？

　　相隔千山万水（幸好隔了千山万水，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了解）所能勾勒出的斯大林不止一个：对许多“忠贞”、仍在等待革命号角吹响的共产党员来说，斯大林是这场革命势在必行的保证人（事实正好相反，斯大林其实倾向于防堵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任何革命）。还有一个斯大林，说无产阶级应该拾起资产阶级弃之不顾的民主自由旗帜，这也正是陶利亚蒂领导下的意共引为依恃的斯大林策略，看起来倒是跟对抗轴心国的三强（或五强）结盟中受到肯定，同时肩负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延续责任的形象相符……这是我眼中的斯大林吗？但又如何解释所有那些明摆着与之唱反调的形势呢？我们来试述第一个推论：即便结构紧密，斯大林主义对西方共产党人士而言在一定范围内有标准相当分歧的政治、文化、行动可能。斯大林主义者有很多种，游戏规则是主张某一路线者不能视此路线为其他路线的替代方案。

　　对我来说，斯大林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自他与罗斯福、丘吉尔坐在雅尔塔的藤椅上合照那一刻才开始的。之前种种，斗争托洛茨基，大规模肃反，都是“前朝事”，我不觉得与我有直接关联。当然，在步步进逼的悲观情势中，莫斯科大审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白无异又罩下一层阴霾（布达佩斯及布拉格审判期间同样故事又重演，更是雪上加霜）。

　　不过，在大战的炽烈火焰照耀下，其他火光显得如此渺小，为大熔炉所吞没。连投入政治斗争在我们之前的人——一九三九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受重创，也在接下来那几年的历史中得以平抚（只要不深究细节，反正意大利对此所知不多）。那段历史始于对称霸欧洲的纳粹－法西斯不满的反对运动，是我亟欲融入的历史，还有在过去提早透露此历史之将至的种种，也是我认同的对象。斯大林似乎代表了共产主义成为洪流的那一刻，与原先湍急、毫无章法的窜流大不相同，一条汇集历史潮流的大河。所以我可以这样界定我的立场：我的亲斯大林与反斯大林皆源自同一价值中心。正因为如此，对我及其他许多人来说，反斯大林意识之崛起并不是一个转变，而是个人信念的实现。

　　并不是说对我而言另一个历史不存在，不愿接受那个形象。我宁愿被视为马基雅维利论最愤世嫉俗的鼓吹者，也不愿被看作那些说“斯大林的罪行？谁不知道？我一点也不存疑”的人。没错，屠杀涉及层面之广无人存疑（直至今日，每一次新的受害人统计数据出来，都会推翻前一次太过乐观的调查结果），也没有人知道政治审判中的荒诞自白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一种微妙的革命心理，基于此一心理，失宠、永无翻身之日的领导人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自我污蔑，即便寇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关于该论题曾写过一本很精彩的书，但依然犯了太乐观的毛病），不过有助于了解某些事——至少有助于了解许多尚不明所以之处——的线索并不是没有。列入考虑或放弃都在你：这跟相信不相信不同。举个例子，我是法朗克·文图理（Franco Venturi）的朋友，他对发生在苏俄那边的事知道得不少，以哲学家的挖苦语气描述给我听。我不相信他吗？我当然相信他。只是我这么想，身为共产党员，应该用不同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不以好或坏来下评断。还有，除了导致我脱离行动行列，脱离组织、群众，失去参与当时我最关心的某件事的机会之外，经验的无法传承，或者我们说经验传承的成效不彰，始终是历史及社会体制中最教人灰心的事实之一，面对蒙蔽双眼的一代无能为力，历史进程的推动取决于不完全受意志操控的力量、未厘清及有所偏颇的信念、未经筛选的抉择及不必要的需求。

　　现在我可以试着阐明我的裁决：斯大林主义凭恃需求起家，一切已经注定。历史半点不留情。只有当我理解到即便是最无可置喙的需求也有选择的空间，而斯大林的选择大多祸及无辜时，所有斯大林主义的辩解都不攻自破。

　　斯大林主义有一个领域的消极性是我无法坐视不管的，那是我直接面对的工作领域。苏维埃文学及艺术—自革命告一段落后—贫乏阴郁，由粗糙、专横的指示可知其官方美学。由于我不清楚苏维埃领导制度的运作，所以并不能直接归咎斯大林（由他“签署”的讲话中看来，斯大林比他的信徒还要开放）。我当时的理解是这样的：那几年在苏联，共产党领导进驻文化与团体生活中，某些领域在确实具备共产主义创造力的领导人带领下获益，其他领域—像文学、艺术—在几次喧腾一时的自杀、死亡事件后，为不学无术的钻营小人所把持。总之，有些事我弄清楚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正是文化界中的斯大林制度使得不学无术之徒占尽优势，那是一个君主专制制度而非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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