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44)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四

　　在这里我不能省略不提（也是因为该角色已呼之欲出）我母亲在她视为与自然法则和家庭伦理同等地位的那一场抗战中面临的处境，她激励她的两个儿子加入武装抗争，在纳粹保安队及德军面前沉着庄重，不慌不乱，在作为人质遭长期监禁期间，我父亲在她眼前三次被黑衫军假枪决，而她表现出无比的刚毅与勇气。有母亲们参与的历史事件，有大自然现象的伟大及所向无敌。

　　现在我得专心来看一下抗战时期我的政治理念。我想将属于我的，及我身边现实环境的两种心态分开来：其一认为抗战是绝对合法的，是为了对抗法西斯的颠覆与暴力所采取的行动：另一则视抗战为革命，为推翻，热血沸腾地认同终年被压迫及法外偷生者的起义。我则在这两种心态中摇摆，视我身处的环境及战况，还有在我身边的人而定：我熟稔的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人士或者另一个全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劳工，后者是我对人类的新发现，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反法西斯是文化精英取向，不属于穷人。

　　看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依我当时的心理状况而定。无意中读到油印传单上陶里亚蒂的讲话，他提出的意共合法、统一路线，有时我觉得那是在全面极端主义中唯一清醒冷静的谈话，有时又觉得不解和遥远，与我们满腔热血及愤慨的事实不符。

　　光复之后，我读的第一篇马克思思想论文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既然“国家恶质化”之不可避免，所以在共产意识形态中加入我原先的无政府主义、反国营、反中央集权思想乃理所当然之事。到这里我的政治理念史前史告一段落，开始有意识时期，投入对我来说主要活动范围是都灵劳工运动的战后政治活动，另外同时平行发展的则是我的文学生涯。至于我尚未谈及的后续经历（主要是一些发表的文章及党的公开活动）我是想再深谈，但时间、空间都不允许。继续这个话题或从头开始的机会不怕没有。随着时间，回顾过去会看得更清楚。

　　4.为了厘清我年轻时的想法，我用了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前者希望生活的真实面能彻底发挥其极限，不受制于体制。后者的目的则是世界资源不为滥用，且按现在及未来人类之利益所需，经过组织使其开花结果。

　　第一个名词同时意味着随时准备打破长久以来僵化和带着不公平戳印的价值观，从零开始。第二个名词则意味甘冒动用武力与权力的风险，也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一个理性阶段。

　　这两个名词，或者说这两种需求及风险，以不同比重同时出现在我对政治理念与行动的考量中，当我是共产党成员时如此，入党前退党后亦如此。把重心放在这两者其中之一，或两个名词的两个定义其中之一，是我这些年记取历史教训的方法。

　　今天我更关心的是，这两个名词的正面意义，即我在第一段提到的，如何在只需付出第二个诠释中的最小代价就付诸实现。我认为这是今天困扰全世界的问题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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