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42)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二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些往事，是因为我看到我许多非教徒朋友“为了避免小孩有心理障碍”，“为了不让小孩觉得与众不同”，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我认为此举缺乏勇气，就教育角度来说绝对有害无益。难道一名青少年不应该开始学习面对小小不便以忠于某个信念？还有，谁说年轻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正常摩擦，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会试着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个人心理障碍的胜利，没有它就无法养成其人格、个性。

　　自然，我不需要夸大事实。我的童年经验一点也不赚人眼泪，我的生长环境富裕、平静。五彩缤纷，是我对世界的印象，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断，但并未意识到什么激烈冲突。我没有贫穷观念，我唯一听说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于利古里亚小自耕农的问题，我父亲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时亦挺身而出：他们拥有的土地不过在方丈之间，却饱受税务、化肥价钱、道路不敷使用之苦。贫民不是没有，由意大利其他省份开始往利古里亚迁移，来自阿布鲁佐省和威尼托省的雇农在我家农场工作，到了星期六就排队到我父亲的研究所领取按天计酬的工资。可是他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我根本想象不出贫穷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跟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融洽，我父母对穷人表现出的熟稔和亲切常让我觉得不自在。

　　我对世间进行中的抗争运动毫无所知，只有一些传自外地的影像，像马赛克那样齐齐排列。圣雷莫当时主要看的报纸既非来自热那亚亦非米兰，而是尼斯。《侦察报》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佛朗哥：《小尼斯报》偏共和党，后来他们就不让进了。我们家看的是热那亚的《劳动报》，直到停刊为止，这是法西斯如日中天时，硕果仅存的一份由一名改革派老社会党员朱塞佩·卡内帕（Giuseppe Canepa）办的报纸，他是我父亲老友，记得他来我们家吃过几次饭。这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左右，因为我父母亲对一系列抨击希特勒的短评赞誉有加，短评人署名“黑星”，那是乔凡尼·安萨多（Giovanni Ansaldo）。

　　有一次飞过一艘满载纳粹褐衫军的飞艇，我同桌波兰籍犹太裔的同学艾毛努埃·罗斯皮契兹说：“最好掉下来统统摔死。”我那时就读一所瓦尔多教会小学四年级。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在我家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什么国籍都有——土耳其、荷兰、印度——是靠奖学金在我父亲主持的研究所念书的学生，曾有两个德国学生争执不下，一个纳粹党员一个犹太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是瑞士人，她常去法国，并参加在培雷耶厅举行的和平兼反法西斯国际示威活动：这点她并没有跟我们明说（我们后来才知道），可是会告诉我们一些“口号”。当法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主政时，我母亲在点心时间便教我们立正站好面向东方，说：“为面包，为和平，为自由。”

　　当然，同一时间，我也参加集训和少年先锋射击队以及之后的青年先锋队的游行阅兵：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只把它当成学校生活众多枯燥乏味的规定之一接受它。在逃课，不参加集训或征召日未穿制服被勒令退学中获得快感，是中学的事了，不过那至多是少年轻狂的叛逆举动。至于如何在法西斯游行中偷安度日，我已经在我三篇以一九四零年夏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尝试描述过，无须在此赘言。

　　总之，直到二次大战爆发前，世界在我看来是由不同层级的道德观及习俗搭起的一座拱门，平排并列互不抵触。一端是反法西斯或法西斯前素朴的严峻，以我母亲一丝不苟的道德、非宗教、科学、人性、反战、保护动物态度为代表（我父亲是特例：落单的行者，待在树林里与狗为伍的时间多过跟人相处的时间：狩猎季节到了就打猎，其他几个月则埋头找草菇或蜗牛），然后经过渐进的宽容、放纵，往人性弱点、得过且过、贪污腐化移动，接下来是教人眼花缭乱、愈趋委靡、放任的宗教、好战分子、迎合屈膝—资产阶级的种种狂妄虚浮，再到另一个端点，那绝对的鲁莽、无知、自吹自擂、高唱胜利的法西斯，肆无忌惮，自以为是。

　　今天看来，你不得不在其中做明确抉择，其实不然：那时候一个年轻人看到的是开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父母那个世界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十九世纪石棺予以拒绝，选择那看来更坚固、生气勃勃的法西斯。像我弟弟在十三到十六岁间就说自己是法西斯党员，其实是为了跟家里作对（德军入侵后，这场造反随即平息，全家又一起投入游击战）。我跟他同一年纪后——正值西班牙内战，似乎我父母坚信不移的价值观在这场战争中落居下风——却全盘接受父母们的价值观，不仅视其为理所当然，更是抵御法西斯蛮横的屏障。只是我察觉自己变成了悲观论者，嬉笑怒骂、孤芳自赏的批评家，袖手旁观，因为进步是痴心妄想，世上恶人当道。

　　2.我开始享受青春、团体、异性、书本，是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张伯伦、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会谈告终。利古里亚西部沿海的“美好岁月”结束了。接下来是教人心焦的一年，马奇诺之役，法国沦陷，意大利参战，哀伤混乱的阴郁年代。我想我这里的回忆与出身小康、非法西斯家庭的同年龄少年的普遍印象相去不远：既非对战事的惴惴不安，亦非那个年纪的课外读物或争执。

　　我要谈的是我周遭环境的改变及其后果。因为战争，圣雷莫弃守了长达一世纪作为各国人种聚居地的地位（永远弃守。战后的圣雷莫变成了米兰—都灵的郊区），重振雄风的是利古里亚省一个古老城镇的原始风貌。不知不觉中，眼界亦随之改变。我一点也不吃力便融入这种乡土精神，对父亲那一辈几乎全部出身古老中产市民阶级、学有专精、若非反法西斯也至少是非法西斯的我及我同年的朋友来说，这如同一道抵御外在世界，已然为坠落、疯狂所掌控的世界的屏障。在我们家，除了早先的海外经验外，如今对我别具意义的是父系古老方言，于所在土地上、特性上扎根。那是一种地方伦理，我们依此为准做选择、交友，对凡是在我们鄙俗、挖苦的语言及唐突的正义感以外的一切持怀疑、轻蔑的优越态度。

　　一九四一年我注册大学，选读农学系，对文学的痴想即便跟挚友也瞒住不说，差点还瞒过了我自己。耐着性子听课，待在都灵短短几个月，让我误以为城里人除了为两个足球队或两个电台乐团加油助阵外无事可做，更坚定了我将自己封闭在乡村天地中的决心。

　　于是事情发展成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我们对个性的崇拜，以为那是我们所独有，蔑视大都会里被我们视为缺乏生气的盲从之流的年轻人。我们是来自外地的“硬汉”，猎人，撞球好手，大言不惭，自傲于我们属于知识分子的粗鲁，对爱国或军事空话嗤之以鼻，讲起话来神情凝重，进出声色场所，鄙夷任何儿女之情，又因身边没有女伴颓丧绝望。如今我知道我当时是在搭筑一个小屋，试图藉此隔绝世上所有的败德，好在我悲观认定将永远受法西斯及纳粹掌控的世界中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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