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骑士(41)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一

　　▼后记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我提供了重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提出之后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今文学中有什么意义？

　　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于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不曾有过大的改变。

　　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有一点儿残酷也有一点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了“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中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我这是在赌博：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有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称道了。

　　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更为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变得灰暗、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唯一证明。

　　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随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人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式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级；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外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浪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尽管不是很理解，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

　　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程中，一切事物最终各就各位。

　　那末，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从纵向劈为两半的人，那两半中的每一个都自行其事。一个士兵的故事，发生于一场现代战争？但是常见的表现主义讽刺作品被反复炒腻了：一场远去时代的战争更好一些，土耳其人，一刀劈开—不，一次炮击更好一些，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那末是土耳其人开的炮？对，奥地利—土耳其战争，十七世纪末期，埃乌杰尼奥亲王，但是让这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那时我对历史小说不感兴趣（现在依旧）。那好：一半活下来，另一半以后再出现。如何区别他们？行之有效的可靠方式就是让一半善良而另一半邪恶，一种斯蒂文森式的对立，就像《化身博士》，以及《杜里世家》中的两兄弟。故事就这样完全按照合乎几何逻辑的推理编织起来。而批评家们可能开始步入歧途：他们说我心里想的是善与恶的问题。不是，它在我心中根本不存在，我没有想过善与恶，一分钟也没有。正如一位画家可以使用色彩的鲜明对比来突出某一种图形，同样地我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分裂。

　　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给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连贯机制良好运行，还有用诗意想象自由组合的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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