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6)_约翰·威廉斯

六

　　▼Ⅱ.书信　盖乌斯·奇尔尼乌斯·梅赛纳斯致蒂托·李维（公元前13年）

　　亲爱的李维，请你原谅我迟迟未做答复。还是那些抱怨话：退休生活似乎对我的健康毫无补益。医者们明智地摇头，嘟囔些费解之词，然后收取酬金。一切都不见效——非但我服下的那些可憎的药草无用，哪怕我戒掉了那些（如你所知）我曾经喜欢的享受，亦无济于事。这几天，痛风使我无法握笔，尽管我知道你对工作如何锲而不舍，如何需要我对你信上请托之事给以帮助。除了别的疾恙，我亦饱受了数星期的失眠之苦，终日困乏，一事无成。但是朋友们没有离我而去，生命也仍在；这是我应该感恩的两件事。

　　你问起我和皇帝早年的交往。应当告诉你，我三天前蒙他临幸舍下，关心我的病症，我审慎起见，也向他说起你的请求。他微微一笑，问我说，为你这么一个顽固不化的共和派帮忙，我感到适当不适当；然后，我们这两个自知已届风烛残年的人，便沉浸到了往事之中。我的职业一向要求我每事不忘，然而他记得的事情——各种小事情——比我记得的还要生动。我终于问他，他是否更愿意自己向你寄去他对那时期的描述。他别过眼睛向远处望了一时，又微微一笑，说道：“不了——皇帝可以乐得让回忆说谎，比诗人和历史学家更甚。”他请我向你致以温情的问候，又叫我尽量放开拘束，在信上对你自由地畅谈。

　　但是我能用什么自由对你讲起当年呢？我们少不经事；而尽管那时还叫盖乌斯·屋大维的人知道命运眷顾他，尤利乌斯·恺撒也打算认他为养子，但无论是他抑或他的朋友们——我、马尔库斯·阿格里帕、萨尔维迭努斯·鲁弗斯，其实都不能想象我们后来的发展。我没有历史学家的自由，我的朋友；你可以重述人物与军队的活动，追叙国家斗争的复杂过程，结算胜利与失败，谈说出生与死亡——却依然自由，因为你的工作具有明智的单纯，不像我被一种沉重可怕的知识束缚住了：我说不清这知识是什么，但年纪越大我就越接近领悟它。我知道你想要的；你无疑对我感到不耐烦，因为我并未有求则应，给你所需的事实。但你要记得，虽然我为国家服务过，但我是个诗人，没有能力直接抵达任何东西。

　　你可能会惊讶，我原本不认识屋大维，初次见面是在布林迪西，我被送到那里与他和他的几个朋友会合，一道去阿波罗尼亚。为何要我去，我至今不解；但一定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安排。我父亲卢基乌斯替尤利乌斯办过一件差事；再往前几年，他到访过我们家在阿雷佐的别墅。我跟他在某个话题上争辩起来（当时我大约是坚持卡利马科斯的诗比卡图卢斯的诗高明），我变得狂傲、无礼，自以为词锋甚健。真是少不经事。不管如何，他似乎被我逗乐了，我们又谈了些时候。两年以后，他命令我父亲将我送去阿波罗尼亚陪伴他的甥孙^①。

　　﹛① 小说中屋大维与恺撒互称对方为“uncle”“nephew”，实际上两人是“great-uncle”相对于“great-nephew”的亲属关系，省去“great”则减了一辈，由“舅祖孙辈”变成“舅甥辈”，不但显得亲热，也表现出恺撒对甥孙的极力提携。但鉴于屋大维、恺撒的亲属关系在中文资料里时见错误的传述，不宜传讹，译本仍采用按照史实的称谓——“舅公”“甥孙”。﹜

　　朋友，坦言相告（不过你可别照录），初次见到屋大维的时候，我并不分外觉得他有过人之处。当时我刚从阿雷佐南下到布林迪西，路上花了十来天，一身客尘，疲惫彻骨，脾气急躁。我来到大家预备登船的码头上见他们。阿格里帕正在和萨尔维迭努斯交谈，屋大维略略站开一点，注视着附近一条停泊的小船。他们对我的走近没有留意的表示。我大概声音有点太大地说：“我是来这里和你们相会的梅赛纳斯。你们哪个是哪个？”

　　阿格里帕和萨尔维迭努斯感到好笑似的看了看我，报上名来；屋大维没有转身；我觉得从他背上看出了倨傲与轻蔑，便说：“那么，他们说的屋大维只能是你了。”

　　这时他转了过来，我便知道自己真傻，因为他脸上有一种极度的羞涩。他说：“嗯，我是盖乌斯·屋大维。我舅公谈起过你。”然后他露出微笑，跟我握手为礼，抬起眼睛，第一次看着我。

　　如你所知，这双眼睛老是被人谈起，往往是在低劣的诗句与更低劣的散文中；我想，到如今他一定听厌了那些隐喻及其他描绘，虽然曾几何时，他的虚荣心可能也得到过满足。但即使当年，这双眼睛也格外清澈，目光锐利深入——眼珠子也许偏蓝色多于灰色，虽然令人想起的是光，不是颜色……你瞧，不是吗？我也未能免俗；我读了太多朋友们写的诗。

　　也许我退后了一步吧，我不知道。反正我吃了一惊，望到别处去，目光落在屋大维注视过的那条船上。

　　“就是这条破船要载我们渡海？”我问道。我感到开怀了一点。那是一条小商船，长度不出五十尺，船头的木板已开始朽坏，风帆打着补丁，还有一股臭味飘来。

　　阿格里帕对我说道：“说是这时候只有这条船能用。”他看着我的神情稍稍含笑，恐怕是觉得我过分讲究，因为我穿着托加袍，戴着好几个指环，而他们只穿了长衣，没有饰物。

　　“待会儿肯定臭不可闻。”我说。

　　屋大维严肃地说：“我相信它去阿波罗尼亚是要载一船腌鱼回来的。”

　　我静了片刻，然后大笑，我们都大笑起来，成了朋友。

　　也许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明智，虽然哲学家是会与我争辩的。但我对你发誓，我们从那一刻起就成了朋友；那一刻傻气的笑声是最强健的纽带，后来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一切——胜利或失败、忠诚或背叛、悲伤或喜悦——都及不上它。但青春岁月会流逝，我们的一部分也随之流逝，一去无回了。

　　我们就这样渡海去阿波罗尼亚，乘坐一条发臭的渔船，最轻柔的波浪都会使它呻吟，船身倾侧到我们得扶稳自己才不会在甲板上打滚，它带我们向着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命运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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