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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的四位“萨福”

  • 汪剑钊




  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粗心的人们声称缪斯只有九位,须知,
累斯博斯岛的萨福是第十位文艺女神”。萨福是古希腊著名的女诗人,
公元前七世纪出生在小亚细亚海岸的累斯博斯岛上。据说,她十七岁
时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阿尔开奥斯在赛诗会上相互酬唱赢得了诗名。
她在家乡集聚了一批崇拜者,全都是美丽、可爱、活泼的少女,与她
们一起吟诗、弹琴、唱歌、跳舞,在城郊山水之间纵情漫游,并为她
们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的内容既有传授生活教义的,也有叹惜离别
的,还有表示亲昵的(据此,后世有学者认定萨福是最早的女同性恋
者)。萨福的诗歌有强烈的感性、甚至官能特征,语言优美、纯朴,
抒发感情时而细腻、含蓄,时而热烈、大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古罗马诗歌,乃至整个欧洲的诗歌产生过很大影响。英国诗人拜伦
在长诗《唐璜》中称她为“如火焰一般炽热的萨福”,更有批评家认
为:“萨福在诗歌中给予世界的,如同米开朗基罗在雕刻中、达·芬
奇在绘画中给予世界的一样——尽善尽美。”她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
上女性诗歌的第一人。因此,后世常以“萨福”来褒称各个时代在诗
歌中有出色表现的女诗人。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坛上,
也出现过这样四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 

  四位“俄罗斯的萨福”中,成名最早、容貌长得最漂亮的是米拉
·洛赫维茨卡娅(Mirra Lokhvitskaya,1869-1905),她出生于彼
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母亲是法国人,谙熟欧洲
文学,热爱诗歌。洛赫维茨基家共有两个女儿,两人都给俄罗斯文学
增添了不少光彩。大女儿玛丽娅,笔名米拉,就是被称作“俄罗斯的
萨福”的这位;小女儿娜杰日达,笔名苔菲,是一位著名的讽刺作家
(据说,1946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时,斯大林曾交给他们
一项任务:邀请普宁或苔菲回国)。与妹妹的理性、冷静、“喜欢抨
击”不同,米拉身上有更多的浪漫主义因子,她多愁善感,喜欢沉溺
在自己的幻想中:“倘若我的幸福是一只自由的鹰,……倘若我的幸
福是一朵奇异的小花,……倘若我的幸福是罕见的戒指,……倘若我
的幸福就在你的心中,……”。或许是由这种幻想力的驱动,米拉很
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学会拿笔的时候”,
已经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真正献身于严肃的创作。1896年,她
出版了一册诗集,受到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颁
发的普希金奖,这对她的诗歌探索是个不小的鼓励。此后,她一生都
致力于诗歌创作中,并不时地从诗歌中汲取生活的意义。 

  米拉·洛赫维茨卡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爱情诗,当时的一位评论
家沃隆斯基认为她的诗歌“仿佛是《雅歌》的回响”,“毫不掩饰地
歌颂爱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疑,这位评论家之所以
使用“毫不掩饰”一词,所依据的不仅是诗人的创作,而且还与她的
生活有关。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坛,米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之
一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婚外恋情可说尽人皆知,因为他和她都从不
希望隐瞒这种关系,并且还在创作中相互公开地赠献爱情诗:“这种
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这对爱侣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论,就气质和
精神而言,米拉是与巴尔蒙特最为相投的一位女诗人,巴尔蒙特在诗
中写道:“我来到这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直到临死的那一刻,
我依然要歌唱太阳”,“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太阳———永远地年轻,
这里面珍藏着‘美’的遗言!”米拉则认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
这春天可爱的孩子,恳求着太阳”,热情地呼唤:“太阳!……请给
我太阳!我渴望光明!” 

  米拉晚期的诗歌逐渐改变了狂热的风格,显得雅致、冷峭而理性,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她发现“地球被黑暗所笼罩”,日常生活
中,“恶”替代了“美”成为审美的原则;其二,身患了在当时被视
作绝症的肺结核,这使她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时时在胁迫着自己。她在
一首诗中如是表述:“我希望在年轻时候死去,无忧无虑,了无牵挂;
像一颗金星一般陨落,像永不枯萎的小花一般飘落……”。她果真实
现了自己的愿望,在35岁上死去,这个年龄哪怕不算十分年轻的话,
至少离衰老还很遥远。同年,她在身后再度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作
为俄罗斯颓废派的先驱者,她的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仿效,甚至有其
他诗人不惜盗用她的名字来出版自己的诗集;而在众多的追随者中间,
至少有两位属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坛上的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伊·谢
维里亚宁和切鲁比娜·德·加布里亚克。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又一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是季娜依达
·吉皮乌斯(Zinaida Gippius,1869-1945)。关于这位女诗人,
勃柳索夫认为,“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
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
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安年斯基则宣称,她的创作“有着我
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两位象征主义诗歌的巨擘对
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她在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史上那不可忽
略的地位。 

  吉皮乌斯诞生于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别寥瓦城。父亲的远祖是德
国移民,本人是律师,母亲是西伯利亚一位县警察局长的女儿。吉皮
乌斯的童年和少年在乌克兰的涅仁县度过。为了让女儿能接受正规的
教育,父亲曾经尝试把她送到基辅的女子学院学习。可是,由于无法
承受亲人离别的悲伤,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度
过。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只好让步,把她重新接回家。于是,吉皮乌
斯开始以自学的方式来汲取知识与智慧。吉皮乌斯的自学尽管不太系
统,但阅读量大得惊人,她几乎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所有的名著,对果
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
婚礼举行得十分简单、朴素,按照她在回忆录中的记述,“有点像托
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吉蒂的婚礼”。不过,接下
来的场景就超出了托尔斯泰的想象。婚礼完毕的当天晚上,这对新人
依然各自进行养成了习惯的阅读。然后,梅列日柯夫斯基回到自己的
旅馆里;而吉皮乌斯倒头便睡,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嫁人”。直到
清晨,母亲来敲门:“你还在睡,你的丈夫已经来了。快起床!”而
这就是他们那种婚姻-联盟-同志式的友谊的开端。对他们而言,精
神上的眷恋似乎远远大于肉体的亲近,正是这对夫妻,“自从在第比
利斯结婚以后,52年来,没有分离过一次,没有分离过一天”。 

  婚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荐下,吉皮乌斯很
快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学圈子,她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
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889-1903诗集》,这部诗集收入
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残酷无情,它把我带
向死亡。可我爱自己,就像爱上帝,爱情将拯救我的灵魂”、“爱,
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在主题上,吉皮乌斯的诗歌大体
与“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相同,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
力感,神性和兽性的交织与纠缠,等等。在诗歌语言上,她喜欢运用
祈使句,直抒胸臆,却又注意在诗中注入深刻的哲理,关注存在的根
本问题,力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必然性中寻找偶然性,在绝望深
处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组织宗教-哲学协会,吉皮乌斯夫妇
是它的第一批参加者。至于他们的寓所“莫罗兹之家”,就成了彼得
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一块绿洲。沙龙的女主
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萨福”、“颓废派的圣母”、“穿裙子的俄罗
斯路德”、“绿眼美人鱼”和“俄罗斯的卡桑德拉”等称呼。吉皮乌
斯根据自己的宗教观,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圣
父阶段,也就是“旧约”的时代,那是人类体会上帝的力量和权威,
认识世界的真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圣子耶稣阶段,也就是“新约”
的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爱在这一阶段成为真理的象
征;第三阶段是圣灵阶段,永恒的女性-圣母阶段,也就是“第三约”
的时代,那是人类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爱的象征,到那个时代,人类
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与禁欲、奴役与自由、恨与爱、无神论与宗
教,等等,都将得到解决。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
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诗人之一,她认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
需要,就是祈祷。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于人间的幸
福,因此,她在诗中宣称:“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
容远比幸福高尚。” 

  由于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们的腐败,吉皮乌斯发自内心地
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渴望出现革命,希冀从革命和变动中
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
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重地靠压在过去的奴
隶身上的‘自由’过于残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属
于宗教层次上的革命。但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
距很远,以致于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
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开始,便一直侨
居于巴黎。他们在巴黎继续宣传“第三约”和“新基督教”的精神,
组织宗教-哲学团体“绿灯社”,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在自己
的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为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
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坚持着写作,留下了两部出色的回忆录《活生生的
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则是:“最
后一棵松树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现。/而今,它也即将消
失。/临近结束的白昼一去不返。/白昼消失。白昼内部有什么?/
我不知道,它像鸟儿一般飞走。/它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白昼,/可是,
毕竟呀,——一去不返。” 

  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的第三位白银时代女诗人是安娜·阿赫
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在四位女诗人中间,她恐
怕是中国读者了解最多的一位,其诗歌上的成就大概也是最堪与萨福
相匹敌的诗人。有人认为,倘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话,
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
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甚至认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
仅是她本人的遗憾,更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遗憾。 

  在自传中,阿赫玛托娃这样写道:“我于1889年6月11(新历23)
日出生于敖德萨。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海军工程师。我一岁时,全
家迁居到北方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六岁”。阿赫玛托娃原姓
高连科,由于父亲不愿意女儿从事文学活动,禁止她用“高连科”的
姓氏发表作品。于是,她署上了母亲家族的姓(据说,她的母亲是鞑
靼可汗阿赫玛特的后裔)。阿赫玛托娃的童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她的自述中,我们知道,没有什么玩具,没有善良的阿姨,也没有
吓人的叔叔,甚至没有同龄的玩伴,家里的书籍很少,仅有的诗集是
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幸好她的母亲对诗歌尚有兴趣,偶尔还给孩子们
朗诵一点涅克拉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这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
十岁时,阿赫玛托娃得了一场大病。令人诧异的是,就在那时,她开
始了诗歌写作,此后,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诗歌道路与这场疾病有着某
种神秘的联系。 

  1910年,阿赫玛托娃嫁给古米廖夫。对后者而言,安娜是缪斯、
普绪克、海洋女神、美人鱼、月亮女郎、夏娃、酋长的女儿,几乎有
整整十年时间,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一直占据了最重要的
位置。不过,两位天才诗人的共同生活似乎并不像常人以为的那样幸
福,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往往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这种受挫的情绪在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抒情诗中已经初露端倪:“时而像蛇一样蜷缩一团,
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
…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获得了评论界
良好的反应。诗歌语言简洁、准确,善于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细节
来表达,在短短数行中完成戏剧的场景:“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快。/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
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对此的评论是,“诗人仿佛在镜子中观察内心状
态的外在表现”。两年后,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奠定了她
在二十世纪俄语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十月革命前后,该诗集曾重印过
八次,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1913年,彼得堡开设了一家专为流浪艺
术家和诗人提供活动场所的酒吧——“野狗俱乐部”。阿赫玛托娃是
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诗歌都是在这里首先朗诵,然后广泛传播
出去。她在一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
/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也在思念流动的
彩云。……/啊,我的心多么忧伤!/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那
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
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
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
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
“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
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
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
开刊物上发表作品。1946年8月,日丹诺夫代表俄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决
议,点名批判了她和左琴科,粗暴地否定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认为阿
赫玛托娃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和修女”,勒令发表她的作
品的杂志《列宁格勒》和《星》分别停刊和整顿。随后,她被开除出
苏联作协。 

  但苦难和厄运并不能完全压倒阿赫玛托娃的创造冲动,反而玉成
了她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帮助她走出了“室内抒情”的局限。
从三十年代开始,在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下(直到1961年,她才在彼
得堡附近的小镇柯马洛沃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除翻译工作
以外,她一直从事着长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重
要作品的创作和修改;而正是这两部作品,使她得以跻身于二十世纪
世界诗歌最杰出的大师行列。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
以前的诗集被允许重版,新的诗歌也可以在刊物上公开发表。1964年,
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陶尔明诺”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
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 

  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阿赫玛托娃灰蒙蒙的晚年生活也存在着
某种暖色,那就是彼得堡的地下文学活动,她在与布罗茨基、纳伊曼、
鲍贝舍夫等人的忘年交往中看到了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尽管这些年轻
人不同于萨福身旁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但他们对缪斯的忠诚似乎有
过之而无不及。 

  倘若说在这四位女诗人中间,最具激情、最富幻想力的是洛赫维
茨卡娅,最具智性特征和领袖魅力的是季·吉皮乌斯,在诗歌艺术上
最堪与萨福匹敌的是安娜·阿赫玛托娃,那么,就性情和生活而言,
最有资格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的人选大概是索菲娅·巴尔诺克
(Sophia Parnok,1885-1932),她不仅写有好多首题献给萨福的抒
情诗,歌颂萨福自由、感性的诗歌精神,“灵感的花!皮埃里亚的玫
瑰!/萨福,我的姐姐!同一个信念/越过千百年把我们的精神联结。
/让我们在不同的日子里收拾/我们的篮子,——依然是它们,/那
诱惑过我们的皮埃里亚的玫瑰!”并且还以同性恋的诗人身份出现在
公众场合。 

  巴尔诺克(原姓巴尔诺赫)出生在塔甘罗格,父亲是一名药剂师,
母亲是一名医生。她自童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被父亲认为是“一名疯疯癫癫的小女孩”。在当地中学毕业以后,她
来到瑞士,先后在日内瓦音乐学院和日内瓦大学语文系学习,有一阵
子与普列汉诺夫还有过来往。回国以后,一度在《北方纪事》杂志担
任编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翻译作品和评论。1916年,在莫斯
科出版第一本诗集(此后还出版过四本诗集:《皮埃里亚的玫瑰》、
《柳枝》、《音乐》和《低语》),得到大诗人沃洛申的赏识。她的
作品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用词考究、学识渊博、富于音乐性。同时
代的女诗人赫尔策克在她的诗歌中发现,它们具有“无家可归的、永
远流浪的骄傲的精神”,追求“把女性灵魂特有的柔情,连同它所有
的矛盾,与阳刚的男性诗行协调、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从下引的
诗中可以略窥一斑:“在窗玻璃之外是天空的/玻璃。冰雪遮盖了/
街道。唯有这轻盈的雪花/不属于冬天。/这雪花来自何方/请你告
诉我?/莫非是白杨的茸毛/被吹散?/为什么,我的朋友,/忧伤
了起来。/仿佛是夏天的小风暴,/实际上,/为我铺好最后的/床
榻。” 

  尽管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经历,但巴尔诺克从来没有真正爱
上过一个男人,她最感兴趣的是女人。她的第一个同性恋对象是纳杰
日达·波丽雅科娃(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如今已无可查考,但巴尔诺
克早期有不少抒情诗都是题献给她的,可以想见这位女友在诗人的情
感历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同性恋对象是著名诗人茨维
塔耶娃。这次恋情开始于1914年,它刺激了后者的灵感,使她写下了
一生中最出色的组诗之一《女友》和中篇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
在组诗中,巴尔诺克被称作“无人可以拯救”的“年轻的悲剧性的夫
人”,令人想起莎士比亚悲剧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既非女
人,也非男孩”,但“既有女人的温柔,又有男孩的莽撞”;至于自
己,茨维塔耶娃则派定在“小男孩”、“斯巴达克式的孩子”的角色
上。1916年初,她们脱离了情侣的关系。起因是茨维塔耶娃与曼杰什
坦姆在彼得格勒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史以后,回来发现巴尔诺克的房
间里有了新的女伴——演员艾拉尔斯卡娅。这种关系的破裂在茨维塔
耶娃的内心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痛。 

  对这位骄傲的女诗人而言,从来都是她主动中断与他人的爱情关
系;因为,在她的眼里,这是一种“脱离的荣誉”。这一次,别人抢
先了一步,这是她的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以致于多年以后,有人建
议她到巴尔诺克的墓前去看一下,被她冷淡地拒绝了。 

  巴尔诺克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女伴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教授奥丽
加·祖别尔比列尔。奥丽加完全是文学圈子以外的人物,在性格上也
有许多与巴尔诺克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后者长期的女友,
她们保持了将近十年的关系,直到巴尔诺克逝世为止。根据艾拉尔斯
卡娅给赫尔策克的信中所描述,她是“一个圣人,一个身居相当高的
精神高度的人。”巴尔诺克在诗歌中将她看作母亲,自己则像孩子似
地依偎在她的怀中。她的最后一位恋人是维杰涅耶夫斯卡娅,巴尔诺
克为后者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将她称作“银白的缪斯”、“银白
的玫瑰”、“银白的夏娃”,满怀柔情地吟唱道:“牵起你的手,我
们走向罪孽的天堂,……/悖逆着天上制定的计划,/五月为我们返
回到冬天,/绿色的林中空地开满鲜花……” 

  1933年8月25日,巴尔诺克病逝于莫斯科近郊的卡林斯基村。为她
送葬的是三位女伴:祖别尔比列尔、维杰涅耶夫斯卡娅和艾拉尔斯卡
娅。 

  古希腊的萨福最后由于失意而投海自尽,结束了传奇而凄婉的一
生,令人唏嘘不已。俄罗斯的“萨福”们似乎也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
眷顾:两位英年早逝,一位远离祖国,最终客死他乡,一位长期被排
斥在文学的中心以外,时不时地遭到无理的批判,甚至被剥夺发表的
权利。或许冥冥中真有命运在作怪:这四位俄罗斯女诗人在秉承了萨
福的天才的同时,也仿佛继承了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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