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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策问三篇


  拟试制科王平甫策问一道

  问:盖闻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风俗美,士之处者皆笃于自治,而仕者皆能称其官。当是之时,百度修而万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乐而臻于仁寿,施及鸟兽草木,皆遂其性,至于蛮夷戎狄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术而至于斯欤?今士寡廉耻,而希合茍且之俗盛,至于举选甚弊而百职未修,上下之财不赡于用,元元匮急而轻于抵罪,鸟兽草木未尽遂其性,蛮夷戎狄至勤于御备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谓欤?夫事其末而欲及其本,与泥其迹而求合其变,皆不可也。然则仿于古而不迂,近于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昔孔子语为邦曰:乘商之辂,服周之冕,乐则曰韶舞。今考其事尚可复于当世欤?如不可复,则兴今之礼乐者将何说欤?子大夫其悉陈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二〉

  策问十四道

  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而孟子亦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如此则用先王之道以治国家天下,其见效岂不速哉?然而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如是则积德累善,旷世绵祀而后有成,又何其迂且久也?夫憔悴之民望其恩德,与愿治之主望其治之效,期月犹且迟,而可以一世百年期哉?岂圣人之道大,施用之际难欤?抑迟速之间繇所遭之时异欤?二三子可辨之。

  问:官有德,爵有功,所从来尚矣。今爵虚器也,凡有功者固以官赏之矣。其可乎?其亦有不可者乎?

  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而视听言动一于礼,则不合于俗者有矣。顺俗则自枉,不合于俗则怨且怒,且指目以谤者行焉。谤怒非君子之所忧也,然君子之于道德非独自足而已,将以有为也。如与一世人不合不识,其能有为乎?是则其所积累者小而为害于事大矣。孟子亦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言,则枉寻而直尺亦可为欤?又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如孟子之意,则亦自信而已矣。然则君子之道,其无以纾谤怒,便于时,合于众人之心者乎?今观孔子、孟子之所以自为者,则亦从优游,不皆不合于世也。是亦何道乎?二子者岂无说乎?吾子其言之。

  问:钱为物,非无形而不可见者也。不藏于国,必藏于民;不在于民,必在于国;出于此,必在于彼,势理然也。今大农之钱常不足,而民间尤甚。是物也,不外天而沉泉,其安所归?而孰繇致其然欤?将欲使上下之用俱足,有无之求两通,岂无说乎?

  问:《易》曰:天地之道简易。而于《乾》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其于《坤》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又曰:“承天而时行。”又曰:“至哉乾元,万物资生。”夫至健以动于上而不息,至柔以承之于下,勤孰甚焉?始万物生万物焉,不为不烦也,其于大体,不与夫简易云者戾耶?而孔子之云尔何也?又曰:“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其又可属之于人事邪?愿质其所以然而见教。

  问:三王之世,用当岁之入,其余以御凶荒。下而至汉,其用度亦不加少焉。然孝文时悉弛租税与民,民与国皆有余。今之用度视汉固若无异然,然租税之外,山泽关市之利取之殆既焉而不足,国与民平岁皆甚病,此其故何也?其有以救乎否也?

  问:《春秋左氏传》说晋文公之入也,利其民而欧之以礼信之教,然后用之,一战而霸。夫能使其民得其利而入于礼义信之教,圣人之所以为治之具岂易此耶?然而不曰斯道也王道然也,何以哉者?其道固亡异而说者卑之邪?抑不然也?欲释其所以然,则将孰质焉而可矣?而王道之本末深浅何如也?

  问:教之不洽于人也,曰处于位者莫为之先也。欲为之先则何施焉而可?古之道何者近于今?今之所当始者何事焉?吾子其言之也。

  问: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云然,其无不然也,不疑矣。既然,则功美岂寡哉?而于《记》则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信其如是也,则夫礼乐云者,不足以就功治耶?不然,何功成治定矣,而始区区为也?无亦与孔子异意哉?孟子又曰:今乐犹古乐也,而唐太宗亦指陈声以明悲乐,柳子厚又称孟子,是则制作云者,其不必事耶?抑虽事之而非所以为本邪?黄帝以来孰为而不相沿袭也?本之要如何也?为今议者,于吾子意孰安?

  问:周下文武至于夷王未久也,而其治已替。汉与唐也,治不掩乱。於戏!天下之于治也何寡,而乱数如此。今固承大敝之后,而所承者将缅而戾于周欤?抑止于汉与唐也?汉与唐也,其治孰愈?其当时之制,有合于周乎?抑皆不合也?求其可以尚行于今者,倘有之乎无也?欲如周之盛时,其道易施而其验易见者,愿以开于今。

  问:乾六位,未尝有阴焉,而坤之为体,不可以为刚也。然《系辞》则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信夫阴与阳、刚与柔也,天地当并用之也,则将于乾坤何合焉?又曰“兼三才而两之”,今之人其信于天地,通乎不也?吾子当习于其说。

  问:伊尹亡夏而归汤。汤,圣人也,知伊尹足信不疑,故以之相,而商为大治焉。世颂汤与伊尹无穷也。令汤虽圣人,不得伊尹之助,未可以有为也;伊尹虽自任以天下之重,不与汤相值,亦未得志也。下汤与伊尹,其治未尝非主与臣相值也,其乱亦未尝非主与臣相戾。主与臣固常相须,而其合何少也?欲主之无不知贤足信不疑,而贤臣之必得行其道于天下,如之何而可?世之所以治乱之本不于是在耶?

  问:《论语》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是皆圣人之言也,圣人之言也宜壹,今其不合如此,不可考据也,岂其记者之妄欤?抑信然也?信其然也,则将何质焉而可以壹也?古之远者难道矣,唐太宗至于今未久也。唐太宗之为治也,甫三年尔,人之产皆有余。越之望陇为绝域也,其相之者,不持粮与兵而足无患。天下断狱,岁三十人而已,为安且治至此盛也。“三年有成”云者,非已然欤?今治天下以累世之渐,然而人之产皆不足,盗或袭州县,断狱岁以千数,必世、百年云者或过而几矣,然而不至于安且治也。所贵乎学者非徒习于文而已,今其可行也,吾子盍言所以得失之繇,而通于圣人之所云尔以谂于时耶?

  问:李德裕曰:“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德裕之自道固不然也,其道邪正之势则适然矣。天下之所以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是而已矣;其不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惑而已矣。人主未尝不欲治,然于惑也,不终有焉,则间有焉者多矣。终有焉者何议焉?间有焉者则可谂之矣。以天下之大也,行之于国与民非一事也,群臣之多也,其言与行非一迹也。邪正之归,何以与知而不惑也?可以圣与贤而不言,学者而不知乎?〈同上〉

  策问一十道

  《乾》之二五皆曰“利见大人”,《屯》之二六皆曰“乘马班如”,《归妹》、《泰》之六五皆曰“帝乙归妹”,《损》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履》之六三曰“眇能视,跛能履”,而《归妹》则初九曰“跛能履”,九二曰“眇能视”,《既济》之初九曰“曳其轮,濡其尾”,而《未济》则初六“濡其尾”,九二曰“曳其轮”,或有离之象,而多曰利用狱,或有巽之象,而多曰“利涉大川”。凡此者,其辞或离或合,或同或异,其象各有系,其义各有所当,《易》学者之所宜尽心也,宜别白其旨,而是著于篇。

  问: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韩子曰:“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老子、韩愈亦各以其所得于圣人者自为一家之言邪?抑其有所激抗而其言不得不然邪?抑会其归不与孔子异意邪?其辩二子之得失,而推孔氏之意,凡四者之所谓如何?悉书以对。

  问: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岂出于求之材,开言路,用赏罚,明好恶?而当时大治,后世称之至今。今之所以别贤不肖而进退于朝廷,未尝有一士或遗于下;广谏诤之途而聪明视听,未尝有一言不通于上;罚罪而赏功,以惩劝之意,未尝有一事不以其宜;好善而恶恶,以明化道之方,未尝有一事动不求当,与古之所以治天下者岂异?而今之治未足以迹于二帝三王之盛,其何谓邪?盍亦言焉?

  问:韩愈曰:“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得扬雄、荀卿之书,而益尊孟子,以谓二子者皆圣人之徒。”然今世学者好诋诎三子之说者甚众。三子者诚诡于道,而愈之书又过于言乎?抑今之学者未达于三子之说而好辩以妄议乎?如三子之说不诡,韩愈之所谓者不过,而今之学者皆是,其不有害于世、乱于圣人之道?欲使其能达于三子之说,而以其好辞妄议之心抑有达乎?自古至今,百家之说众矣,其亦有可取者乎?抑皆无可取者乎?圣人之所以自得而不同于百家者于经何说?百家之所以失而不合于圣人者于经何谓?而三子之书,尤恶百家之学者,又何也?愿闻其所以。

  问:《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子学礼,能言六者之所谓,其著于篇。

  问:今举天下之士,开间岁之制以收遗滞,定保行之法以革骜悖,修土著之令以息奸妄。策问之试,使明于治乱之体者得毕其说。设明经之科,使通于圣人之意者得申其学。子以谓如此可以得天下之贤材而变近世之风俗乎?

  问:六经之书,太极以来至于天地人神事物之变、远近小大微显之际、异同之旨无不备者,而其要则在于使学者知顺性命之理、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而已。然其言不一,其意难知。今欲闻太极以来至于天地鬼神之际与学者之所以顺性命之理,而正心修身者其要安在,至于国家天下者之其本末先后如何,尽天地鬼神之宜、遂万物之性者何方而可,此学者之务也,其勿务于虚词,而据经之言,以其远近大小微显之义、异同之说以对。

  问:《书》曰:命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刚而无有虐,简而无有傲。又曰:神人以和,祖考来格。又曰:鸟兽跄跄,百兽率舞,凤皇来仪。《记》曰:国君无故不彻钟磬,士无故不彻琴瑟。又曰: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又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今乐犹古乐也。夫礼乐刑政皆治天下之具,而有虞氏以来,教人者必本于乐,何也?其救人之性,使之直温宽栗柔立愿恭,而刚简者无虐与傲,是果何以哉?钟磬琴瑟无故则不傲,然则乐之急如是邪?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则乐者象功德而已,其使之风移而俗易,至于动天地、感鬼神而及于飞走异类无知之物,莫不皆化,是出于至治之极,所感者如此,乐者文之而已邪?抑感之者非他,固独在于乐邪?如欲作礼乐,则其情之可考于古者何近?如欲述礼乐,则文之可用于今者何宜?孟子以谓今古之乐同者,其合于经邪?生其务极其意而各以经言。

  问:《诗》之序曰:太平之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而《孟子》亦曰: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今之君子有长育人材之势,而又能有其志者,固少矣。有其志而以士之难知也,进以文辞而不奉于理,则浮华以乱实、险怪以乱正者将有取焉,是不害于道邪?进之以行义而本于理,则繁礼而饰貌、好奇以诡众者将有取焉,是不害于道邪?夫育人材者固将长育成就人之材,以劝天下而移风俗也。今其害若是,知其溺于浮华之可患而宁进繁礼饰貌好奇之人,庶乎其有激,而幸乎其有实也,其可乎?抑其犹不可也乎?古之君子长育人材而能本于理者,其要如宜,具书以对。〈《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三。本篇题作“一十道”,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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