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类稿补遗杂文七篇

补遗杂文七篇

　　号令辨

　　令必行，则民信上而尊其令，令二三则反此。天下之所以归其上者，以令行也。今也，朝与一事焉，暮或夺之，暮夺一事焉，或不越宿而与之。二三孰甚焉？使民亦所从而守之耶？又不务实也，故令发于朝，出于市，布于野，民则曰：“非必行也，非可信也。”脱然去之而莫顾，已而果不行不信也。是不独道民二也，又滋之使易其上也。所以使民能一其归者几何？其不损焉，行之乎久，得无失执重以召败耶，然则如之何？曰：要之议于朝也，稽其本末，审其利害，为可久之意焉，如斯而已，可也。〈《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四〉

　　时俗辨

　　时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惟利而已。凶年野无其青草而租赋取盈也，徙人杀人以锢山泽之货，与税与酒而犹曰不严也。民之馑而死者相比，而不肯发义仓一粒，虽发常平之仓，斗不五十则六十其价也，强之输绢而曰和买，不更其价而曰折发，变纤悉之财皆计而争之，如此者以为利上也，无贵贱，无智愚，拘拘然穷身力而行之，犹恐不暨焉。曰复流亡，曰弛岁敛，曰劝耕殖，曰兴水利，如此者皆益民也，虽诏书丁宁，皆使其文而已，莫有一缀一心者焉，况穷身力而行之也？此非其性工于利上而专于疾民也，以利者有司之所甚急，民者有司所甚忽也。成俗几百年，所以百姓未厚而仁政未兴也。为时之计者，安得不损天下之浮费而下求其利之术焉？既然矣，则官者庶几忧其本、爱其民，百姓可厚而仁政可举也，先王之所以为天下者，归然而已矣。或曰：费不可损也已。而曰：布冠弋绨，丁时之匮也，有安之者，所以致足也，况其过于彼者乎？推是以在己也，至于他费，有不可损邪？〈同上〉

　　论贫

　　古者有常农无常兵，今也有常兵无常农，兵日以愈蕃，农日以愈贫，治之所以未孚者以此也。举天下之地连千亩而不耕者何数？举天下之民投为兵者相望焉。莫若始今募兵者比而田，因弛旧兵也。或曰：何谓也？旧兵之享利也多，而病于政甚矣。惠养戒驭少不至焉，辄怨且戾不可止；不持一物而从出入，往往有怠色；以之值敌焉，则惧而溃；使之田与，废之不可也。识其敝之所以然且存之，害不有大于此者耶？莫若择旷田，募今投而为兵者伍而耕，暇而隶武，递入而卫，旧兵之耗也勿完焉？如斯而已矣。井甸田车之制未可复也，宜于今者非此欤？谋于庙，行于天下，不先此，吾不识其能为治也已。〈《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五〉

　　书虏事

　　妾之移人，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如知之，古今岂有败哉？予尝悲汉高帝之英伟绝特，光武之仁明，而至于爱恶于其子。以及魏武，忮险绝世，其心非复人也，至其且终，眷眷于所昵，与小夫懦竖无异。此二谊主、一暴臣，皆非常之人也，及蔽之来，虽英伟之量、仁明之器、忮险之性皆不能免，况中材乎？故曰：妾女之移人自至也。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非信哉？及观向之书虏事，则又知虏之陆梁，暴恣而蔽于帷帐之间，不能自知，死之日卒大乱其国，然后知妾女之祸，非特甚于中国也。吁，可畏哉！吁，可畏哉！〈同上〉

　　书与客言

　　居十日，求文于某者四人，义不克与也。客至曰：“盍与之？不然，子其戒，毁且至矣。”应之曰：“与非义，吾不敢违义也。虽然，君子者未尝不戒也，毁何患？”“吾闻君子之不志于毁誉也久矣，其何以应之？”曰：“君子之于道德，力行不倦而已矣，内顾不愧而已矣。誉，恶乎喜而慕；毁，恶乎惧而避。古之人如吕尚者，观其成功，其道德可知也。方其渭水于渔，自修于己而已耳，天下之不己知无以为也。盖尝穷困且老矣，及周之逢，而天下乃克知其懿。由是观之，其自守如何也？力行不倦而已矣，内顾不愧而已矣，其不志于毁誉也，以此。”曰：“彼自守其如是也，孔孟何以不如彼？”应之曰：“子以孔孟之汲汲于行其道为其自守欤？孔子拒王孙贾，而孟子亦不枉尺以直寻，夫不自守乎哉？君子者未尝不自守也。”“然则彼何以不汲汲于行其道也？”应之曰：“彼有文王以为之归也，何汲汲哉？卒武王之相而东也，非汲汲哉，惟其时而已矣。”“然则士奚师？”“师孔孟与，彼之自守而为其所汲汲可；师所汲汲而不为孔孟与，彼之自守其可哉？”客曰：“然。盍书之？”遂书。〈同上〉

　　书唐欧阳詹集

　　韩愈作《欧阳生詹哀辞》，其序曰：“读其书，知其于仁孝最隆也。”余观其《出门》、《怀归》等赋，思曰：愈之所称，岂谓此耶？又观其《陶器铭》、《驽骥》诗等，则悲生之志焉。至《栈道铭》，观其铸金蒸云之谕，至《珍详论》，观其反复风谕，则又知生之尤魁怪于文，而其材果奇也。最后观其《自明诚论》，卒曰：“知之者知之。”知之者知之，知生于此甚自负。其说三四，观之而其说皆不出于旧。生卒无己见者，不知生于此何其自大也。

　　则又思余舅氏吴君，尝论斥生之所谓“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之者为非，是明诚之非为长生、为卿，非尹喜、公孙、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较然，舅氏之论无疑矣。此于生为一失，于舅氏非其意，所极也与。生材高下如何，故不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从事于明诚，可谓知所守矣。其不溺而趋于为长生、为卿、为子房之谲、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则其材亦诚卓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见其施之于行事，而其论与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补于生与，后世者独余知之，而世不得尽知也。故书于生集之末，以见其意焉。

　　舅氏临川人，讳迥，字明远，死时年三十四。〈同上〉

　　讲周礼疏

　　《周礼》之书于汉最晚出，刘歆以为圣人之迹，世亦皆以为然。然其有难合者，则自汉之学士往往疑之。余观其大法，成天之下务者，不能改也，非出于圣人，岂能如是哉？而班固称孟子之言，以谓周衰，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余考于《书》之《武成》，与《孟子》所称周之爵禄之法，则皆与今《周礼》异，岂其亦有所损益者邪？又观其反复其文，至数万余言，上下亦已广矣。其中或一事散于数篇，一篇散于数职，而用意之密若答符然，其思虑岂不诚深矣哉？其书如此，注义又数十万言，非深考而精通者，不得其终始之详，数制之要，则未可以传之人，而学者不得人之传，则亦未可以进于此。南城王君补之，于此书深考而精通者也。今岁之冬，可以群居，余欲共过此，而与州之君子者相从听其口讲，观其指画，以释所未寤，不识其可乎？茍不以为否者，各著其名氏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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